下午三点，清苑地道战纪念馆的地道复原体验区入口处，光线骤然暗了下来。这是一段根据历史资料和亲历者回忆，在纪念馆地下仿建的地道，尽可能还原了当年的形制与氛围。入口隐蔽在一处仿制的农家灶台后，需要弯腰钻过一道低矮的木门。
张建军研究员熟练地打开手电，侧身钻了进去，回头对陈砚和李明说：“跟紧我，里面窄，注意脚下和头顶。”
陈砚深吸一口气，紧随其后。李明跟在最后。刚一进入，一股混合着泥土、旧木料和微弱防潮剂气味的凉风扑面而来，与地面上的燥热截然不同。地道内部比想象中更为逼仄，高度仅容一个中等身材的人勉强直立，陈砚一米八的个子需要微微低头。宽度也是如此，两人无法并行，必须一前一后。手电光柱在黑暗中划出有限的范围，照亮脚下凹凸不平的土路和两侧粗糙的土壁。空气凝滞，带着地穴特有的潮湿与沉闷，呼吸声在狭小空间里显得格外清晰。
张建军一边缓慢前行，一边低声讲解，声音在地道里产生轻微的回音：“我们走的这段，是按照李桂兰同志当年主持挖掘的地道主干道之一复原的。虽然做了必要的加固和通风处理，但基本形制、尺寸和功能点都是依据史料。”
他停下脚步，手电光指向左侧土壁上一个碗口大小的孔洞。孔洞呈外小内大的喇叭形，内侧边缘打磨得相对光滑。“这就是射击孔。外面通常伪装成柴堆、土坎或者天然的土坡裂缝。从里面看出去，视野虽然有限，但能控制住关键的路口或开阔地。当年民兵们就是通过这样的孔洞，在敌人毫无察觉的情况下，进行隐蔽射击。”
光柱移动，照向前方一个略微向上倾斜的细小通道，通道口比射击孔稍大，但同样隐蔽。“那是了望口，也叫‘观察哨’。位置通常选在制高点，比如树根下、坟包旁，用中空的秸秆或苇管通到地面，既透气又能观察敌情。李桂兰她们就靠这些‘眼睛’和‘耳朵’，掌握鬼子动向。”
继续前行约十几米，地道出现一个向左的岔口，岔口内更为低矮，需要蹲身才能进入。张建军示意：“这是伤员转移通道，也叫‘备道’。比主道更隐蔽，也更窄，但连通着多个藏身洞和紧急出口。一旦主道被发现或被破坏，可以通过这里转移伤员和群众。李桂兰同志救下的那位八路军伤员，就是通过这样的通道被秘密转移和藏匿的。”
陈砚用手轻轻触摸着冰凉的土壁，指尖能感受到土壤的颗粒感和岁月沉积的坚硬。他想象着八十年前，在没有机械、缺乏工具、时刻面临暴露风险的条件下，李桂兰和她的乡亲们，是如何一镐一锹，在黑暗中挖掘出这纵横交错的地下网络。每一次挖掘，都伴随着被敌人发现的危险；每前进一米，都可能付出生命的代价。然而，他们就这样一寸一寸地，用双手和意志，在敌人脚下构筑起了生存与战斗的空间。这与陈铭他们在野人山中用脚步踩出的“路”，虽然形式迥异，却同样充满了绝境求生的智慧、不屈不挠的毅力和对胜利的执着信念。
又拐过一个弯，地道略微开阔了一些，出现了一个约两平方米见方、类似小室的空间。张建军在这里停了下来，手电光仔细地扫过角落一处土台。土台是直接在土壁上掏挖出来的，表面平整，大约齐腰高。
“就是这里了。”张建军的声音里带着一种确认历史的郑重，“根据多位亲历者，包括李明先生父亲的回忆，李桂兰同志当年就是在这个位置，放置那把黄铜军号。这里位于几条支道的交汇点，声音可以比较均匀地传向不同方向。每次有敌情需要集合，或者战斗打响前进行动员，李桂兰就站在这里，吹响军号。”
陈砚走到土台前。手电光下，土台表面只有尘土，空无一物。但他仿佛能看到，一个梳着短发、眼神坚毅的年轻女子，就站在这个昏暗的角落里，双手捧起那把沉甸甸的军号，凑到唇边。地道里空气混浊，光线幽暗，也许只有一盏如豆的油灯在她身旁摇曳。然后，她深吸一口气，鼓起胸膛，吹响了号角。
“那号声，在地下听起来，和在地上不一样。”李明的声音在身后响起，有些低沉，充满了回忆的质感，“我爹跟我说过很多次。他说，奶奶吹的号声，在地道里传得特别远，特别有劲，嗡嗡地响，带着土腥味，但听着心里就踏实，就知道该往哪儿冲，该干什么。有一次，鬼子突然进村扫荡，人数不少。奶奶就是在这儿吹的号。分散在各家各户、田间地头隐蔽的民兵，还有听到信号自愿来帮忙的乡亲，很快就从各个入口钻进地道，不到一袋烟的工夫，就聚集了三十多人。奶奶指挥大家各就各位，利用射击孔和陷阱，打了鬼子一个措手不及。那次战斗，打死了两个鬼子，打伤了几个，还缴获了三支步枪。鬼子摸不清我们有多少人，也不敢贸然下地道，最后胡乱放了几枪就撤了。我爹说，那一仗之后，那把军号在大家心里，就更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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