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三十一年的赤水河，进入十月后便日渐消瘦。往昔汹涌的浊浪渐渐退去，露出两岸嶙峋的河床。武所县境内的这段水道，自古便是川盐入黔的重要通道，如今水落石出，渡船难行，两岸百姓又开始了每年一度的渡河之苦。
十月上旬的一个清晨，武所县县长钟礼斋站在南门外的高地上，望着河岸边越聚越多的人群和货物，眉头紧锁。他年近五十，穿着一身略显褪色的中山装，手里拄着一根竹节手杖，清瘦的脸上刻满了忧思。
“县长，今年水位退得比往年都快啊。”身旁的建设科科长李振声低声道，“这才十月初，河面宽度已不足两百米，水浅处已能见底。照这个趋势，不出半月，渡船就完全无法靠岸了。”
钟礼斋默不作声，只是用目光丈量着河面。赤水河两岸，挑夫、马帮、商贩密密麻麻地挤在岸边，等着那几艘摇摇晃晃的渡船。吆喝声、叫骂声、牲畜嘶鸣声混杂在一起，隔着老远也能听见。
“去年冬天，有多少人因渡河丧命？”钟礼斋忽然问道。
李振声略一沉吟：“据警察局记录，至少有七人落水身亡，还有三辆马车连人带马坠入河中。腊月间王大善人家的老太太突发急病，就因为等渡船耽误了时辰，没能及时送到对岸的医院...”
钟礼斋抬手制止了他继续说下去。这些他何尝不知？去年那几起惨剧至今仍在他心头萦绕。作为一县之长，眼看百姓因渡河难而丧命，这无异于在他心上剜肉。
“回去召集各科科长、地方士绅，下午三点在县政府开会。”钟礼斋转身，手杖在泥地上重重一顿，“这浮桥，今年非建不可！”
消息像一阵风似的传遍了县城。午后，济仁堂药铺里，林蕴芝正在柜台上拨弄算盘，就听见几个抓药的客人议论纷纷。
“听说了吗？钟县长要建浮桥了！”
“年年都说建，年年凑不齐钱。这兵荒马乱的年头，谁肯出这个冤枉钱？”
“可不是嘛！再说了，这浮桥就是建成了，明年春汛一来又得拆，一年一建，得花多少钱啊...”
林蕴芝抬起头来，露出一张清秀而沉静的脸。她约莫三十五六岁年纪，乌黑的头发在脑后挽成一个简洁的发髻，穿着一件淡青色的棉布旗袍，外罩白色药工服，整个人看起来干净利落。
“几位客人，你们说的建浮桥，是怎么回事？”她轻声问道。
一个穿着长衫的老者转过身来：“林老板还不知道？钟县长今天召集大家开会，说要筹措资金建浮桥，解决冬季渡河问题。我看啊，又是雷声大雨点小。”
林蕴芝手中的算盘停了一下。她想起去年冬天，对岸张村的李老栓带着发高烧的小儿子深夜敲门求医，就因为渡船停摆，孩子硬是在河边吹了两个时辰的冷风，等赶到她药铺时，已转成肺炎，险些救不回来。
“这倒是件好事。”她淡淡地说，又低头继续算账，心里却已起了波澜。
此时的县政府会议室里，烟雾缭绕，争论正酣。
钟礼斋坐在长桌一端，看着在座的科长和地方士绅们，清了清嗓子：“诸位，赤水河枯水期已至，渡河之难，年甚一年。我意已决，今年必建浮桥。今日请诸位来，就是商议筹资建设之事。”
会议室里一阵骚动。商会会长马文隆首先开口：“县长心系百姓，马某佩服。只是这建浮桥所费不赀，县财政恐怕难以承担吧？”
财政科科长接话道：“马会长所言极是。县里今年财政捉襟见肘，抗战正紧，上级拨款迟迟未到，各项开支尚且难以维持，哪里还有余钱建桥？”
“正是这个理！”几个士绅纷纷附和。
李振声站起来，展开一幅图纸：“诸位，我们已做了详细规划。浮桥拟建在南门外最窄处，跨度约172米，需用渡船33只，以铁索相连，上铺木板。连同人工材料，总预算约需八万法币。”
这个数字一出，满座哗然。
“八万法币！这简直是天文数字！”
“如今一石米才卖多少钱？八万法币能买多少米粮？”
“县里就是砸锅卖铁也凑不出这个数啊！”
钟礼斋静静地听着众人的议论，等声音稍息，才缓缓起身：“诸位可知，去年冬天，有十一位乡亲因渡河难而丧命？其中还有一个七岁的孩子，是家中独子。”他顿了顿，目光扫过全场，“人命值多少钱？八万法币，买十一条人命，贵吗？”
会议室里顿时鸦雀无声。
钟礼斋继续道：“我核算过，浮桥建成后，两岸百姓商旅不再受渡河之苦，每日往来人员数以千计，货物运输畅通无阻。这对地方经济、民生福祉，将是何等助益？这笔账，难道算不过来吗？”
马文隆干咳一声：“县长爱民如子，我们自然理解。只是这八万法币从何而来？县财政困难，难道都要我们这些商家出钱不成？”
“马会长误会了。”钟礼斋说，“县政府虽穷，也愿倾尽全力。我决定，从本已紧张的办公经费中挤出两万法币，作为启动资金。剩余六万，需仰赖地方士绅、商号捐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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