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二年的春天，武所的空气里飘着海腥与硝烟混合的味道。武所城的老榕树下，林蕴芝像往常一样坐在藤椅上，望着远处山峦出神。她已经五十出头了，岁月的刻痕深深刻在她的额头和眼角，那些皱纹里藏着的不仅是年纪，更是八年无休止的牵挂与等待。
“阿母，外头风大，进屋吧。”小儿媳淑英拿着件薄外套走出来，轻轻披在林蕴芝肩上。
林蕴芝微微点头，却没有起身的意思。她的目光依然黏在远处那条蜿蜒的小路上，仿佛随时会有人从那里走来。八年前，她的长子傅善辉就是沿着那条路离开的，从此音讯全无。
“我在等邮差。”林蕴芝轻声说，声音里有一种被岁月磨平的期待，“今天该有信来了。”
淑英叹了口气。婆婆每个月都说同样的话，可八年来，从没有一封属于傅家的信从那条路上来。镇上人都说，傅家大儿子恐怕早已不在人世，毕竟他是跟着红军走的，这些年国共打得你死我活，多少年轻人就这么消失在了战火中。
“我进去煮饭了。”淑英不忍打破婆婆的期待，转身回了屋。
林蕴芝眯起眼睛，春日的阳光并不刺眼，但她还是觉得眼睛发酸。她想起善辉小时候，总是第一个发现春天来临的人。他会跑到后院，指着那棵老梨树说：“阿母，梨花开了，春天来了。”
远处，一个模糊的人影出现在小路上。林蕴芝的心跳突然加快了，她扶着藤椅的把手，微微前倾身子。那人影越来越近，是个穿着褪色制服的男人，肩上挎着一个帆布包。
是邮差。
林蕴芝慢慢站起来，她的手有些发抖。这些年来，她见过这个邮差无数次，他从未在傅家门口停留过。但今天不一样，今天的脚步似乎是朝着她这个方向来的。
“傅太太，”邮差在篱笆外站定，从包里取出一个泛黄的信封，“有您家的信。”
林蕴芝愣住了，她看着那封信，迟迟没有伸手去接。
“是从重庆寄来的。”邮差补充道，把信递了过来。
林蕴芝的手指触到信封的那一刻，突然回过神来。她颤抖着接过信，连声道谢。邮差点点头，继续往下一家走去。
信封上的字迹让林蕴芝的呼吸几乎停止。那熟悉的笔迹，即使经过八年的沉淀，她也一眼就能认出——是善辉的字。
“阿母，是谁啊？”淑英听见动静，从厨房走出来，看见婆婆手里拿着信，愣在原地，“真的有信？”
林蕴芝没有回答，她只是紧紧攥着那封信，快步走进屋里。在堂屋的光线下，她仔细端详着信封。重庆的邮戳清晰可见，寄件人处只写了一个“傅”字。
“是大哥的信吗？”淑英的声音带着难以置信的颤抖。
林蕴芝点点头，小心翼翼地拆开信封。里面是薄薄的两张信纸，她抽出其中一张，展开。
“母亲大人敬启，”信的开头这样写道，“见字如面。儿善辉在北方一切安好，现于一家诊所工作，生活尚算安定。儿已娶妻，并育有一子，取名敬奇...”
林蕴芝读到这里，眼泪已经模糊了视线。她急忙用袖子擦去泪水，生怕漏掉任何一个字。
“...自去漳州后，已近十载。儿深知母亲挂念，然因时局动荡，一直未能通音信。今国共合作，抗日救国，儿方得机会托友人从重庆转寄此信。然为安全计，请母亲切勿将儿之消息告知他人，切记切记...”
信不长，只有一页纸，林蕴芝却反复读了好几遍。每一个字都像是珍宝，被她小心翼翼地收藏在心里。
“大哥还活着，”淑英的声音带着喜悦和难以置信，“他还成了家，有了孩子！”
林蕴芝点点头，泪水再次涌出，但这次是喜悦的泪水。八年了，她终于等到了儿子的消息。上一次的消息是从赣南部队里捎过一次信回来报平安，那是1934年。
“可是，”淑英突然想到什么，“大哥为什么不直接寄信回家，要绕道重庆呢？”
林蕴芝没有立即回答。她重新展开信纸，目光落在“为安全计”那几个字上。她明白儿子的顾虑，尽管国共合作抗日，但时局依然复杂。武所城虽小，却也难免有各路人马的眼线。
“时局如此，谨慎些好。”林蕴芝轻声说，把信仔细折好，收进怀里。
那天晚上，济仁堂难得地点亮了堂屋所有的灯。林蕴芝让淑英叫回了在镇上豆腐坊的小儿子傅善承，以及嫁给朱师爷儿子朱云来的二女儿傅善云。一家人围坐在桌前，听林蕴芝再次朗读那封来之不易的家书。
“大哥真的还活着！”善云激动得泪流满面，“我就知道他一定还活着！”
善承则显得更为冷静：“大哥在信里说他是在诊所工作，看来还是做老本行。”
“是啊，你大哥从小就跟着你父亲学医，后来又在厦门学医，这些年战乱不断，真不容易”林蕴芝感慨道。
傅鉴飞，她已故的丈夫，武所城有名的中医。善辉从小就显露出学医的天赋，十岁就能辨认百种药材，十五岁就能帮着父亲看诊。后来傅鉴飞把他送到厦门去学西医，希望他能够中西贯通，成为一代名医。谁曾想，这一去就是这么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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