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春的雨，细密而阴冷，落在汀江武所码头青石板路的水洼里，溅起无数细小涟漪。码头上，一艘刚从潮汕运盐来的乌篷船刚靠岸，船工们吆喝着卸货。江风裹挟着湿气，吹得岸边“万源盐行”招牌吱呀作响。
盐行二楼，四十出头的掌柜王守诚推开雕花木窗，望着江面出神。他身着藏青长衫，外罩一件半旧驼绒马甲，手里转着一对泛光的核桃。窗外，码头苦力们扛着盐包在雨中穿梭，呼出的白气很快消散在灰蒙蒙的空气中。
“掌柜的，县府的新告示贴出来了。”账房先生陈伯撑着油纸伞匆匆上楼，伞尖滴下的水在楼板上洇开深色痕迹。
王守诚转过身，核桃在掌心停住：“说的什么？”
“说是要实行‘新县制’，全县重新划区，还要整顿什么……‘管教养卫’。”陈伯摘下眼镜擦了擦水汽，“码头茶馆里都在议论，李乡绅家的三小子从省城回来，说这是蒋委员长亲定的方略。”
王守诚走到紫檀木桌前坐下，手指轻轻敲击桌面。他是武所王氏家族的长房次子，祖上三代经营盐业，在这闽西山城的商界算得上一号人物。但这两年，时局越来越让人捉摸不透——日本人占了沿海，盐路时断时续；县里三天两头来摊派“抗战特别捐”；去年冬天县党部还派人来“整顿商会”，收走了好几本账册。
“管教养卫……”王守诚重复这四个字，“怎么个管法？怎么个养法？”
陈伯压低声音：“听说要重新登记户籍，每户发‘良民证’。各乡都要办‘国民学校’，还要组织‘民众自卫队’。最要紧的是赋税，要搞‘田赋征实’，按亩收稻谷。”
话音未落，楼梯传来急促脚步声。王守诚的侄子王文瀚闯了进来，二十岁的年轻人满脸兴奋，中山装胸口别着一枚小小的青天白日徽章。这王文瀚正是傅善贞的第二个儿子。
“二叔！陈伯！”王文瀚顾不上擦去头发上的雨水，“县党部要招考‘新县制训练班’学员！只要中学毕业，经保荐考试合格，就能到省里受训三个月，回来就是各区署的干部！”
王守诚皱了皱眉：“你不是在省立龙岩师范读二年级吗？学业不要了？”
“二叔，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王文瀚眼睛发亮，“省里来的专员说了，新县制是‘抗战建国’的根本，要培养‘革命青年’充实基层。我们王家在武所有头有脸，若我能进县府做事……”
“胡闹。”王守诚打断他，“你父亲送你去读书，是要你将来教书育人，不是去官场厮混。县府那潭水有多深，你晓得？”
“可是——”
“没有可是。”王守诚站起身，“回学校去，好好读完你的师范。咱们王家世代经商，不掺和官场的事。”
王文瀚还想争辩，但看到二叔铁青的脸色，只得悻悻下楼。脚步声远去后，陈伯轻声道：“掌柜的，文瀚少爷年轻气盛，您也别太……”
“陈伯，你不懂。”王守诚走到窗前，望着雨中朦胧的江面，“这‘新县制’听着光鲜，背后怕是没那么简单。去年县党部整顿商会，收了多少‘献金’？前年搞‘国民精神总动员’，又抓了多少‘思想可疑’的人？如今这世道，离官府越远越好。”
江面上，一艘小汽船突突驶来，船头插着青天白日旗和一面蓝色三角旗。那是县政府的公船。
“要变天了。”王守诚喃喃道。
三天后，县府大堂。
武所县长张慎之搓着手在堂前来回踱步。这位毕业于福建法政学堂的县长刚满四十，却已有了白发。他身着中山装，领口扣得一丝不苟，不时朝门外张望。
“县长，省里专员的船已经靠岸了。”秘书小跑着进来报告。
“快，通知各科室主管，到门口迎接。”张慎之整理了一下衣领，又对身旁的县党部书记长刘宗明低声道，“刘书记，这次省里派沈专员来督导新县制，听说他是陈主席的亲信……”
刘宗明五十来岁，圆脸上架着金丝眼镜，笑容和煦：“县长放心，省里的公文我看过了，沈专员是来指导工作的，不是来找茬的。咱们按章办事就是。”
话虽如此，两人心里都明白，这“新县制”推行得好坏，直接关系到他们的前程。武所地处闽粤赣三省交界，又是当年中央苏区的核心区域，虽然红军主力长征已五年，但山里仍有游击队活动。省府多次训令要加强“地方治安整肃”，这次新县制改革，恐怕大半心思都在这“卫”字上。
门外传来汽车喇叭声——那是一辆老旧的美制吉普，全县仅此一辆。车门打开，先下来两个挎着驳壳枪的卫兵，随后一位四十多岁、身着深蓝中山装、头戴呢礼帽的男子缓步下车。
“沈专员大驾光临，有失远迎！”张慎之快步上前。
沈慕云摘下礼帽，露出梳得一丝不苟的头发。他面容清癯，眼神锐利，嘴角却带着恰到好处的微笑：“张县长客气了。兄弟奉省府之命，来武所学习观摩新县制实施情况，今后还要多多仰仗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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