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凌河城的陷落与祖大寿部的“消极”表现，如同一盆冰水，将崇祯皇帝心中因北京保卫战胜利而燃起的些许乐观浇灭殆尽。
朝堂之上，虽然成国公一党因打击了辽西将门而暗自得意，但一种更深沉的危机感，也开始在部分有识之士心中蔓延。
惨败的事实证明，仅靠权术平衡和旧有边军体系，已无法应对愈发狡诈凶悍的后金。
“陛下，大凌河之败，非将之过，实乃制之弊！”
沈渊的声音在西暖阁内回荡，带着不容置疑的坚定，“辽西将门，与虏对峙多年，家眷产业皆在关内，其或有私心，但绝无反意。然朝廷与之，互信脆弱，猜忌丛生，此乃取祸之道！皇太极正是看准此点，方行此围点打援、攻心为上之策！”
朱由检面色凝重，他“听”得到沈渊话语中的急切与那份超越时代的洞察力。“先生之意是？”
“必须编练一支完全由陛下直接掌控、粮饷装备皆不由旧有体系、且战术战法全新的军队！”沈渊抛出了他酝酿已久的计划，“臣请于京畿、宣大、登莱三地，择选良家子及忠谨军户，仿戚继光遗法，参以西法，编练新军。此军不隶五军都督府，直属于陛下，名曰——‘武锐新军’！”
他详细阐述了构想：
编制革新： 采用全新的营、哨、队、棚编制，摒弃旧式卫所制的臃肿。
装备优先： 全部装备由“军械司标准化实验局”及登莱工坊提供的最新制式燧发枪（加紧研发中）、标准化火炮，并配发标准刺刀，力求实现“远则枪炮，近则刺刀”的无缝衔接。
新法操练： 摒弃花法，专练队列、射击、土木作业及小队战术协同，强调纪律与火力密度。
军官选拔： 不从世袭将门中遴选，而是从有实战经验的低阶军官、甚至识字的普通士兵中考核选拔，并由孙承宗、沈渊亲自授课，灌输忠君爱国与新军事思想。
粮饷保障： 粮饷由皇帝内帑及“信用债”专项支付，足额发放，与旧军体系剥离，确保忠诚。
这是一个几乎要另起炉灶的庞大计划，其背后是对现有军事体系的彻底不信任与颠覆。
朱由检听得心潮澎湃，却又顾虑重重。“先生，此议……所需钱粮巨万，朝中必然哗然。”
“陛下！”沈渊恳切道，“长痛不如短痛！旧军体系如朽木，每年耗费数百万辽饷，却难堪大用！若能用三五年时间，练成三万真正可战之新军，其效远胜三十万旧军！且新军成，则陛下手握利刃，对内可震慑不臣，对外可御强虏，朝中那些宵小，安敢再肆无忌惮？！”
想到朝中那些阳奉阴违、结党营私的官员，再“听”着沈渊心中那份打造强军、巩固皇权的清晰蓝图，朱由检终于下定了决心。
“好！朕准了！此事由先生与孙阁老秘密筹备，所需银两，先从内帑支取，朕再设法从信债中挪移！”
然而，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
“武锐新军”的筹建风声，以及沈渊在战后总结中，更加明确地提出要“清厘田亩、改革税制以保障新军粮饷”的意向，彻底触动了帝国最庞大、最顽固的利益集团——勋贵、旧军官集团、以及与之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江南士绅。
他们意识到，沈渊的改革已不再是小打小闹，而是要动摇他们赖以生存的根基！
一支不受他们掌控、且需要耗费海量资源的新军，加上旨在从他们口袋里掏钱的税制改革，这是你死我活的斗争！
一场前所未有的联合反扑，在暗中有序地组织起来。
成国公朱纯臣的府邸，成了暗中串联的核心。
以往各自为战的势力，如今为了共同的利益，暂时放下了成见。
他们不仅包括北方的勋贵、与辽西将门有利益往来的官员，甚至还包括了一些此前对沈渊“格物”之举持观望态度的南方籍贯官员。
因为他们敏锐地察觉到，税制改革的矛头，最终必然会指向他们所在的、赋税占比最重的江南地区！
他们的策略也更为阴狠：
经济封锁： 利用在户部、工部的影响力，在各种款项拨付、物料采购上，对“军械司”、“格物院”及未来的新军筹建处处设卡，拖延掣肘。
舆论造势： 发动言官，不再直接攻击沈渊，而是大肆宣扬“练兵耗国”、“与民争利”，将可能增加的税负与新军建设挂钩，煽动民间（尤其是士绅阶层）的不满情绪。甚至暗中散播流言，称沈渊“欲效仿朱温、郭威故事”，编练私军，图谋不轨。
人才掣肘： 利用其在士林和官场的影响力，阻挠有志之士投入格物院或新军体系，将其污蔑为“匠户胥吏之流”，断其人才来源。
拉拢分化： 私下接触一些在改革中获益不多、或对沈渊强势风格有所不满的官员，许以利益，试图从内部瓦解改革派。
一时间，沈渊和他的新政，仿佛陷入了无形的泥沼，举步维艰。朝堂之上，看似风平浪静，实则暗流汹涌，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压抑感笼罩着整个京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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