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心一旦落地，林辰只觉心头一片清明，像被高原的阳光扫净了所有阴霾。他不再理会大院里那些含沙射影的窃窃私语，也不再纠结钱保国那句冰冷的否定，把所有精力都扑在了“向下寻找力量”的计划上。第一个目标明确而坚定：赢得扎西老支书和多吉更深的信任，以此为支点，撬动更广泛的民意基础。
他的第一步，是找到委里那位总带着和煦笑容的藏族大姐卓玛。态度恳切得没有半分迂回，带着破釜沉舟的认真：“卓玛大姐，我想请您系统教我藏语。不是应付场面的几句问候，是真的想学，学到能和乡亲们拉家常、说心里话的程度。不会藏语，就像隔着层毛玻璃看世界，永远走不进他们的心里。”
卓玛大姐先是愣了愣，那双总是带着笑意的眼睛里闪过一丝惊讶，随即脸上绽开惊喜又温暖的笑——这是林辰到江洛后，少见的、不掺任何杂质的真诚。“林主任！太好了！您可是第一个主动要系统学藏语的汉族干部！”她的热情瞬间被点燃，转身就翻出自己珍藏多年的学习笔记，从最基础的元音辅音、问候礼节教起，耐心得不像话。她不只是教发音和词汇，还会细细讲背后的文化讲究：什么时候该说“突及其”，什么时候要用更郑重的“托切卡楚”；给长辈献哈达要双手举过头顶，递东西不能用左手。林辰这才真切感受到，藏语从来不是简单的交流工具，而是一个民族精神与情感的载体，是打开心门的钥匙。
这对林辰来说，无疑是新一轮挑战，难度不亚于悬崖边推车。藏语的发音拗口至极，复杂的卷舌音、喉音让他舌头打结，常常憋得脸红脖子粗，额头上渗出汗珠。可他拿出了比应对博士论文答辩更足的毅力，随身揣着个巴掌大的小本子，吃饭时、走路时、睡前躺在床上，都在念念有词地记诵练习，活脱脱一个最用功的小学生。他不再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对着文件发呆，一有空就扎进县城的集市、小卖部，主动用生硬的藏语跟人搭话。
第一次试着用藏语向卖肉的阿波（大叔）买肉，他憋了半天，发音古怪还带着颤音，一边说一边手忙脚乱地比划：“阿波，......夏（肉）.....尼（一）斤，咔戳热（多少钱）?”大叔先是愣了愣，盯着他看了两秒，随即爆发出洪亮的笑，用带着浓重口音的汉语说：“主任，你说汉语嘛!我听得懂!”周围几个摊贩也跟着笑起来，笑声里满是善意，没有半分嘲弄。
林辰的脸瞬间红到了耳根，却没退缩，反倒咧嘴不好意思地跟着笑，然后坚持把那蹩脚的藏语又重复了一遍。这种笨拙却无比认真的姿态，像股微暖的溪流，开始悄悄融化那道无形的冰墙。后来他去小卖部买烟，试着说：“阿佳(大姐)，肯(烟)……尼(二)……玛(盒)?”老板娘笑着纠正他：“是‘企玛’，林主任，是‘企玛’！烟是‘肯’，两盒是‘企玛’！”一边说一边给他拿烟，眼神里满是认可。
尽管笑话百出，变化却在悄然发生。以前见面只是客气点头的摊主，渐渐会主动用藏语打招呼：“林主任，姑索得波饮(你好吗)?”看他费力地回应“阿，姑索(啊，我很好)”，大家便笑着帮他纠正发音，顺便拉着他说两句家常。那层因外来者身份和文化差异形成的坚冰，就在这生硬的“扎西德勒”和满是善意的笑声中，裂开了第一道细缝。
几天后，林辰带着初步掌握的问候语，还有一份心意——几条崭新的哈达和几块上好的砖茶，再次踏上了去多吉村子的路。这次，他的心情没有了上次的忐忑，只剩下笃定和平静。到了村口，他深吸一口气，用练习了无数遍、虽生硬却足够清晰的藏语，朝着村里大声喊：“扎西德勒！多吉在吗？”
正在不远处山坡上放牦牛的多吉猛地停下动作，扭过头，瞪大眼睛难以置信地看向林辰。下一秒，他脸上绽放出比高原阳光还要灿烂的笑容，丢下手里的牧鞭就冲了过来，脚步踩得尘土飞扬：“林干部！你会说我们的话了！扎西德勒！太厉害了！”
见到扎西老支书，林辰恭恭敬敬地献上哈达和砖茶，双手捧着递过去，用磕磕巴巴却满是敬意的藏语说：“阿古，扎西德勒！突及其(谢谢)您上次的收留和救命之恩！”
老支书深邃如古井的眼眸缓缓抬起，久久地注视着林辰，脸上第一次有了明显的波动——那是一种极深的审视，仿佛要透过他的眼睛，看清他内心最真实的想法。他没多言，只是庄重地接过哈达和砖茶，示意身边的多吉把哈达回赠给林辰，然后指了指火塘边的垫子，让他坐下。接着，老人默默地提起那把被烟火熏得黝黑发亮的铜壶，将那只本属于他自己的、油亮温润的木碗，斟得满满当当的酥油茶。
“喝。”还是那个简单的字，传入林辰耳中，却比上次多了几分难以言喻的温度，像春日里融化的雪水，温润而有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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