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政府的欢迎会，搁在二楼一间墙皮斑驳的会议室里。褪色的县域地图卷着毛边，墙上的奖状蒙着层薄尘，长条桌的漆面划满深浅不一的划痕，每一道痕迹都浸着岁月的沉滞。空气中飘着旧纸张的霉味、廉价茶叶的涩味，还混着一丝若有若无的酥油气息——和扎西老支书家火塘边纯粹的木柴牛粪味截然不同，多了几分说不清道不明的疏离与敷衍。
会议还没开场，林辰坐在靠墙的椅子上，四面八方的目光已像细密的针，扎得人浑身不自在。好奇的、审视的、漠然的，还有一丝藏在眼角眉梢的轻蔑，像在打量一头闯入熟稔领地的陌生兽。他身上还带着悬崖边的风尘、火塘边的烟火气，裤脚沾着的泥点都没来得及清理，在这群衣着规整、神情淡漠的干部中间，活脱脱一个“异类”。林辰下意识挺直脊背，双手平放在膝盖上，努力维持着镇定，可掌心的冷汗早已濡湿了裤缝。他太清楚了，在这里，清华的光环、书本里的理论都一文不值，甚至可能变成“不接地气”的原罪。
县委书记和县长的欢迎辞短得像走过场，翻来覆去就一个意思：“欢迎新鲜血液，但要尊重本地实际。” 话语客气得挑不出错，却像一堵无形的墙，悄无声息地立在他与这个体系之间，推不开，也绕不过。
轮到分管发改委的副县长钱保国发言。他五十上下年纪，面色黝红得像长期酗酒，眼袋坠得深重，指间夹着的烟卷就没熄过，烟灰簌簌落在泛着油光的衬衫上。他说话带着浓重的本地口音，每一个字都裹着烟火气，却又透着不容置疑的强势。“林辰同志年轻有为，从首都来，见识广，理论水平高。” 他吐出一个烟圈，烟雾模糊了眼底的神色，话锋陡然一转，“但我们江洛县情况特殊啊，高寒缺氧，地广人稀。发展经济不能想当然，不能搞纸上谈兵，得一步一个脚印，尊重客观规律，更要尊重我们本地干部多年摔打出来的实践经验。”
这话里的敲打，像高原的寒风刮过耳膜，带着刺骨的清醒。林辰看见会场里有人微微点头，有人低下头，嘴角藏着难以捉摸的笑意，还有人用胳膊肘轻轻碰了碰身边的人，眼神里满是“你看，我说吧”的了然。他谦逊地站起身，声音尽量平稳，却还是忍不住带了点刚入职场的生涩：“我一定谨记各位领导的教诲，虚心向老同志学习，尽快熟悉情况，踏踏实实工作，绝不好高骛远。” 他想起老支书的沉默和那句“路不通，啥都通不了”，此刻任何宏大理论都显得苍白，唯有“踏实”二字，或许能成为暂时的护身符。
“嗯，有这个态度就好。” 钱保国不置可否地点点头，夹着烟的手指了指他，忽然像是想起什么，补充道，“对了，县里给你配了车和司机，就是昨天接你的小刘。以后下乡调研也方便。不过有些路况不好，下去的时候多听听司机的意见，安全第一嘛。” 这番看似关切的话，实则划下了清晰的界限——他林辰，终究是个需要被照顾、被提醒的“外来户”，连探索这片土地的资格，都得由别人赋予和监督。言外之意再明白不过：不该去的地方别去，不该问的事情别问。
会议在看似和谐、实则处处透着疏离的气氛中结束。林辰回到分配给他的办公室，屋子不大，只有一扇朝北的窗户，光线昏暗得让人提不起精神。一套老旧的木质桌椅，漆面剥落得露出底色，一个铁皮文件柜锈迹斑斑，柜门都关不严实，角落里堆着些泛黄的报纸和过期文件，蒙着厚厚的灰尘。炉子上的酥油茶壶咕嘟咕嘟响着，热气氤氲，却驱不散那股沉闷的陈腐气息，反倒让人心里更堵得慌。
他翻开桌上积压的文件报表，大多是牧区草场补贴、小型水利设施维护、扶贫物资发放这类具体而微的事务。这些事与他在清华园里钻研的宏大经济学模型、区域发展战略相去甚远，却无比真实，沉甸甸地压在心头。每一份文件背后，可能都连着一个像多吉家那样的村庄，一双像扎西老支书那样满是期盼的眼睛，可报表上冰冷的数字，却把那些鲜活的期盼都磨成了模糊的影子。
他试着和办公室唯一的同事——张副主任搭话，想摸清些实际情况。“张主任，我看去年这份牧草种植补贴的文件，下面执行起来好像有些困难？报上来的验收数据，和实际种植面积好像对不上？”
张副主任抬起眼皮，推了推滑到鼻尖的老花镜，眼神在文件上扫了一圈，语气客气得近乎敷衍：“哦，那个啊，年年都差不多。下面乡里报上来的数字，难免有点水分，都是些老问题了。我们主要就是汇总一下，签字盖章，报到市里就行。林主任您刚来，不急，慢慢就熟悉了。” 一句“慢慢就熟悉了”，像一道无形的、柔软的壁垒，横亘在面前，比高原的缺氧更让人窒息。在这里，“熟悉”似乎不是探寻真相、解决问题，而是学会接受、学会默许，学会在既定的规则里随波逐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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