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商杂类，有奇才异行、卓然不群者，亦听取解（许解送）。”
这标志着国家从法律上正式承认了商人的入仕权。
宋朝之所以做出这一调整，主要是因为商业的兴盛让商人积累了雄厚的财富，
政府需要借助商贸获取大量税金。
为了笼络天下人才、团结相关势力，并扩大统治基础，
宋朝统治者调整了政策，向商人阶层倾斜 。
在这一政策红利下，宋代社会普遍出现了“父商子仕”的现象，
即长辈经商致富，为子弟提供良好的教育，子弟则通过科举入仕改变家族命运 。
例如，北宋显官许骧、冯京皆出身于商人家庭；
南宋商人黄汝楫全力支持子弟科考，
五个儿子全部高中进士，留下了“五子登科”的佳话。
正如之前聊到的李白，他因为家族经商的身份，
在唐朝连科举考场的门都进不去，只能无奈地走“干谒”求仕的路线。
而如果在宋朝，像李白这样出身商贾但才华横溢的人，
完全可以名正言顺地参加科举，通过考试堂堂正正地步入政坛。
不过商人的好日子也就在宋朝了。
到了明朝，在科举制度的根本大法《科举成式》中明确规定：
“凡商贾、杂流，及曾为优伶、隶卒者，皆不许应试。”
这是中国历史上对商人参加科举限制最明确、最严格的朝代之一。
不仅商人本人不能考，其子孙也被连带限制。
清朝初期“清承明制”，也就沿袭了明朝对于科举的限制政策。
但到了雍正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雍正下令“废除贱籍”，
并在乾隆年间逐步放宽了对商人及其子弟参加科举的限制。
到了清朝中后期，只要商人子弟能够证明自己的户籍已经脱离商籍，
例如通过捐纳获得功名，或经过地方官的严格审查就可以合法参加科举。
需要注意的是，尽管有这些禁令，但在实际操作中，
商人往往通过“捐纳”（花钱买官）、“冒籍”（隐瞒身份、
伪造户籍）等方式，依然有途径让子弟进入仕途。
因此，这种禁令在历史上更多是一种政策导向和身份歧视，而非绝对的物理隔绝。
办法有的是，譬如最经典的做法是去某地找一个有名但已经落魄绝嗣的读书世家，
然后打听好其中各种消息，再以远房亲戚来认祖归亲。
这个过程要大把的花钱，打点关系，修缮祠堂等等获得认可，
然后以过继的方式过继到这个家族承续香火。
这个过程中，宗族获得祠堂修缮和定期上交给宗族的例子钱，
地方官员除了收到钱财，还给县衙带来额外赋税以及潜在的读书苗子。
邻里和看客除了能几天好吃好喝的还有红包拿，
关键是建学堂还给孩子免费的上学指标；
而商人子弟获得读书科举、入仕当官的资格，
堪称是秦始皇摸电线，大家都赢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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