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事发生在2003年,那会儿胡诗语还在读卫校。
她家在川北一个叫柳村的地方,四面环山,一条柳溪从村口流过。村子不大,百十户人家,祖祖辈辈种田采药,日子过得清净。那年春天,胡诗语接到家里的电话,说爷爷病了,让她回去一趟。
电话是二婶打的,声音压得很低,像怕被谁听见。胡诗语问爷爷什么病,二婶支支吾吾,只说回来就知道了。
她请了假,坐了一天的车,到县城已是傍晚。从县城到村里没有班车,她只好花高价包了一辆摩托。山路颠得厉害,骑摩托的老乡一路不说话,快到村口的时候,忽然停下来,扭头问她:“你是柳村的?”
胡诗语说是。
老乡沉默了一会儿,说:“最近你们村在闹病,外头的人都不太敢去。”
胡诗语心里咯噔一下,问什么病。老乡摇摇头,没再说话,发动摩托继续往前走。到村口的时候天已经黑透,老乡把她放下来,收了钱,掉头就走,连车灯都没敢多停一会儿。
胡诗语站在村口那棵老柳树下,往里张望。村子黑黢黢的,没有一盏灯,连狗叫声都没有。只有柳溪的水哗哗流着,比往年听着都响。
她摸黑往家走。路过村卫生室的时候,看见门缝里透出一点光。她犹豫了一下,走过去趴在门缝上往里看。
卫生室里点着一盏煤油灯,村医老周坐在桌边,低着头在写什么。他对面坐着一个人,背对着门,看不见脸。那人穿着一身黑衣服,肩膀瘦削,一动不动,像一尊泥塑。
胡诗语正想敲门,忽然看见老周站起来,从抽屉里拿出一个针筒。那针筒很大,比平常打针用的粗得多。他走到那人身边,撩起那人的袖子,把针扎了进去。
针筒里抽出来的不是血,是黑色的。
黑得像墨汁一样,稠稠的,在针管里缓缓流动。
胡诗语捂住嘴,不让自己叫出声来。她看见老周把那管黑水抽出来,倒进一个玻璃瓶里,盖上盖子,放进柜子。然后他拍拍那人的肩膀,那人站起来,转过身。
那是一张没有五官的脸。
光溜溜的,像剥了壳的鸡蛋,眼睛鼻子嘴巴,什么都没有。
胡诗语腿一软,跌坐在地上。等爬起来再看,门缝里的光已经灭了,卫生室一片漆黑。
她不敢多待,踉踉跄跄跑回家。
二婶开的门,见她回来,一把拽进屋,把门闩上。屋里点着一盏小油灯,光线昏暗,胡诗语的父亲坐在堂屋里,脸色蜡黄,瘦了一大圈。他看见女儿,勉强笑了笑:“回来了?”
胡诗语扑过去,问他怎么了。父亲摆摆手,说没事,老毛病,歇歇就好。
她问爷爷呢。
父亲往里屋指了指。
胡诗语推开里屋的门,一股浓重的中药味扑面而来。爷爷躺在床上,盖着厚厚的被子,脸色灰败,嘴唇干裂,眼睛半睁着,眼珠子浑浊得像蒙了一层雾。
“爷爷?”她轻轻喊了一声。
爷爷的眼珠子动了动,没有回应。
胡诗语伸手去摸他的额头,不烫。她又翻开爷爷的眼皮看了看,瞳孔反应正常。再按了按他的肚子,软软的,没有硬块。她学医两年,基本的诊断还是会的,可爷爷这症状,她一样都对不上。
她退出去,问二婶:“爷爷到底什么病?”
二婶低着头,不说话。
父亲叹了口气,说:“不是病。”
“不是病是什么?”
父亲沉默了很久,才说:“是债。”
那天晚上,胡诗语没能从父亲嘴里问出更多。她被安排睡在堂屋的竹床上,辗转反侧,怎么也睡不着。脑子里一直浮现那张没有五官的脸,还有那管黑色的血。
半夜,她听见外面有动静。
窸窸窣窣,像是什么东西在地上爬。她轻轻起身,走到门边,从门缝往外看。
月光下,村道上爬满了人。
不对,不是爬,是跪着往前挪。一个接一个,密密麻麻,全是村里的人。他们低着头,双手撑地,膝盖在地上磨着,一步一步往前挪。没有人说话,没有人抬头,就那么沉默地挪动着,像一群赴死的牲口。
他们挪动的方向是村后。
胡诗语的心脏跳得几乎要从嗓子眼蹦出来。她看着那些人一个接一个消失在巷子尽头,不知道过了多久,村道上空了,只剩月光照着石板路,泛着惨白的光。
她没有跟出去。她不敢。
第二天一早,胡诗语去找村医老周。
卫生室的门开着,老周坐在里面,正在碾药。见她进来,抬头看了一眼,又低下头继续碾。
“周叔,”胡诗语斟酌着开口,“我想问问,村里到底怎么了?”
老周没回答。
“我爷爷的病,是不是……”
“不是病。”老周打断她。
“那是什么?”
老周把药碾子放下,抬起头看着她。他的眼睛浑浊,布满血丝,像很多天没睡过觉。
“你学医的,我问你,”他说,“病从哪儿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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