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小光，七岁那年，天津红桥区那条老胡同就是我全部的世界。
那条胡同又窄又长，两边的墙皮剥落得像癞蛤蟆的背，露出发黑的老砖。墙根底下长满了青苔，一到夏天就潮乎乎的，散发出一股像烂木头泡了水的味道。胡同尽头往左拐，有一扇从来不开的门。
那扇门和我们家不一样。别人家的门都是普通的木板刷着绿漆，漆皮鼓起来，一碰就掉渣。可那扇门是暗红色的，厚得像个城门，上面钉着铜钉，门环是两只铜兽头，嘴里的铁环被风雨啃得发绿。门楣上的砖雕缺了一角，可还能看出当年刻的是莲花和蝙蝠。整条胡同的孩子都对那扇门又怕又好奇，它像一颗长在胡同深处的老牙，拔不掉，也烂不透。
最馋人的是院里那棵枣树。每年夏天，大红枣挂满枝头，比市面上卖的任何枣子都大一圈，红得发紫，一颗一颗沉甸甸地垂下来，刚好越过墙头，在墙外招摇。每次路过，我都忍不住咽口水。可大人们三令五申：谁也不许进那个院子，谁也不许翻那道墙。有个胆大的孩子试过，刚爬上墙头就被路过的大叔一把揪下来，直接拎到家里告状。那天晚上，那孩子的哭声整条胡同都能听见。
所以我一直没进去过。
八岁那年暑假，一天下午，太阳毒得像要把人烤化，知了叫得人脑袋发胀。大人们都在睡午觉，胡同里安静得只剩下自己的心跳声。我约了隔壁的小军，两个人猫着腰，踩着墙根底下的碎砖头，翻过了那道墙。
院子里比我想象的大得多。青砖铺地，砖缝里长满了草，有些地方的草已经齐腰深，枯黄的老草和鲜绿的新草绞在一起，踩上去窸窸窣窣地响。那棵枣树就在院子中央，枝繁叶茂，树冠遮住了半边天，阳光从树叶的缝隙里漏下来，在地上印出一片碎金，像谁打翻了一地的铜钱。可我们顾不上打枣，因为我们的目光被另一件事吸引住了——院子里的几间房子，所有的门窗上都贴着黄纸。
那是我从没见过的颜色。那个年代，大街上的人穿的不是灰就是蓝，偶尔有人穿件军绿就已经很扎眼了。可那些黄纸是那种旧账簿一样的暗黄色，上面用朱红色的颜料画满了弯弯曲曲的纹路，有的像字，有的像画，一笔一划都透着说不出的古怪。纸已经发脆发黄，边角卷起来，像秋天的落叶，可那些红色依然鲜艳得刺目，像是昨天刚画上去的，血一样红。
“这是什么？”小军小声问。
“不知道，”我说，声音不自觉地压低了，“像是……对联？又不像。”
我们一间一间地看过去，正房、厢房、耳房，每扇门窗上都贴着同样的黄纸红符，连窗户缝里都塞着。正房门口贴得最多，上下左右贴了七八张，像一层又一层的封条。空气里弥漫着一股陈旧的灰尘味，混着腐烂的木头味，还有一种说不清的东西，像是药渣子。我们的好奇心被彻底勾了起来。那时候没看过林正英的电影，不知道什么是符，只觉得这些东西稀奇古怪，像是什么秘密的记号，像是有人刻意把这些房子封起来，不让里面的东西出来。
“咱们撕一张瞧瞧？”我说。
小军犹豫了一下，舔了舔嘴唇，还是点了点头。
正房的木门早就腐朽了，门板裂了好几条缝，像老人手背上的皱纹。锁也是坏的，铜锁锈成了一团绿疙瘩，一碰就掉渣。我先伸手把门框上最大的一张黄纸撕了下来，纸在我手里发出清脆的碎裂声，像干枯的树叶被揉碎。纸片碎了一地，红色的纹路在碎片上扭动着，像一条条被斩断的蚯蚓。小军也撕了几张，然后我们用力推开门，“吱呀——”一声，那声音又长又尖，像有人用指甲挠玻璃。一股陈旧的灰尘扑面而来，呛得我们连打了好几个喷嚏，灰尘在阳光里飞舞，密密麻麻的，像是无数只细小的眼睛。
屋里很暗，窗户被符纸糊住了大半，透进来的光有限，像隔着一层脏水。等眼睛适应了黑暗，我看见一张四方桌，桌上铺着灰，灰厚得能写字，我用手指一划，留下一道深深的沟。桌边摆着两把椅子，靠墙有个老式衣柜，柜门半敞着，里面空空的。一切都摆得整整齐齐，像是一家人刚刚还在这里吃饭、说话、过日子，然后忽然间全都不见了。桌上还有一只碗，碗里残留着一层黑乎乎的东西，不知道是什么干了。唯独桌子正中央放着一只小板凳，板凳上方的房梁上，垂下来一根麻绳，麻绳上系着几根红布条，红布条上还拴着几个红色的小牌牌，在昏暗的光线里微微晃动，像是有什么东西在拨弄它们。
我当时不懂那是干什么的。我只觉得那根绳子挂在那里很奇怪，为什么要挂一根绳子？为什么要在绳子上系红布？我的脑子里没有“上吊”这个词，只有好奇。
我拿起窗台上的一根竹竿，踮起脚，朝那根麻绳捅了几下。红布条晃了起来，左右摇摆，像几条红色的舌头在舔空气。那几个红色的小牌牌相互碰撞，发出“叮叮”的轻响，像是有人在低声说话。小军在柜子里翻出几颗玻璃球、一串塑料珠子，还有一个牛角做的小哨子，哨子上刻着一个“宋”字。我把哨子塞进口袋，觉得这就是我们探险的宝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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