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李长河，河北人，开了一辈子大货车。从二十出头摸方向盘，到五十多岁退下来，整整三十年，河北省内的国道、省道、乡道，没有哪条路我没跑过。可跑了这么多路，最让我忘不了的那一趟，是从秦皇岛回邯郸的那次。不是因为路远，是因为我在路上做了一个梦，而那个梦，后来跟一具尸体对上了号。
那是九十年代初期的一个秋天。我在秦皇岛卸了一半货，剩下的半车要拉回邯郸。本来应该在当地住一晚再走，可我那会儿年轻，三十出头，浑身是劲儿，觉着自己扛得住，就趁着天没黑上了路。
国道两旁的白杨树叶子黄了一半，在风里哗啦哗啦响。刚开始还好，开了一个多钟头，天就全黑下来了。路上车越来越少，对面来车的远光灯晃得我眼睛发花。到了晚上七点多，眼皮开始打架，脑袋一栽一栽的，方向盘差点没把住。我知道不能再撑了，大货车自重十几吨，真出了事，踩刹车都踩不住。我放慢速度，眼睛往路边扫，没多远就看见一栋两层小楼，门口停着几辆大车，亮着“住宿吃饭”的灯箱。
旅馆是那种农民房改的，白墙灰瓦，院子里停了几辆解放牌卡车。老板是个四十多岁的胖大姐，说话大嗓门，给我开了二楼最里头一间房。房间不大，一张木板床，一张桌子，床头柜上搁着一个搪瓷茶盘，上面扣着一个暖壶和一个白瓷茶杯。墙皮有点返潮，在灯光下泛着暗暗的水渍印子。我打了盆热水烫了烫脚，浑身像散了架一样倒在床上，灯都没关，就睡了过去。
也不知过了多久，迷迷糊糊中，我发现自己已经坐在了驾驶室里。方向盘、挡杆、后视镜，全是我熟悉的样子，可我就是想不起自己什么时候上的车、从哪个路口上的国道。路上的雾很大，白茫茫的，能见度不到二十米，车灯照进去，光柱像被什么东西吃掉了，只照出一小片灰白色的路面。路两边的树只剩黑乎乎的影子，一棵接一棵地往后退。
我开着车，心里空落落的，忽然看见路边站着一个人。是个女的，二十来岁，穿一件紫色的上衣，底下是一条红裤子，那颜色在浓雾里特别扎眼。她的头发很长，被风吹起来，一缕一缕地飘。脸很白，五官看不太清，但能感觉到是个漂亮姑娘。她站在路边，伸着胳膊冲我使劲招手，动作很大，像是怕我看不见。
我慢慢把车停下来，摇下车窗。冷风“呼”地灌进来，带着一股潮湿的土腥味。那女的凑过来，我看见她的眼睛很大，眼珠是深棕色的，亮亮的，可眼眶底下有一圈青黑色的影子，像是很久没睡过觉。她喘着气说：“大哥，你带我一程行吗？我让人丢在这儿的，我回不去家了。”
她的声音不大，但在风声里听得清清楚楚，带着一点方言味，像是河北南部那边的口音。她说了她家的地址——具体哪个县哪个镇，门牌号都报了出来。可我脑子里第一反应不是同情，是我车上装着半车货，单位有规定，私自带人出了事全由自己担。我咬咬牙说：“姑娘，我去邯郸，跟你那方向不一路。我这车上还有货，不能拐弯。你再等等，后边应该有别的车。”
她的脸色一下子变了。不是生气，是那种很深的失望，眼眶里迅速蒙上了一层水光。她张了张嘴，还想说什么，我却已经摇上了车窗。我踩下油门，车子往前一蹿，从后视镜里看见她站在原地，一动不动，像一根钉在路边的木桩。
雾越来越大。我开了一段，忍不住又看了一眼后视镜。那女的居然在车后面追，跑得很快，紫色的上衣在灰白色的雾里一飘一飘的，像一面旗子。她张着嘴喊什么，可我听不见声音，只看见她的嘴一张一合。我心头一紧，脚下油门踩得更深了，车速表的指针往右偏，发动机轰鸣着，可后视镜里那个紫色的身影始终没有消失，一直跟着，一直跟着，越来越远，越来越小，最后缩成一个点，消失在浓雾里。
我猛地醒了过来。
旅馆的日光灯还亮着，嗡嗡响。暖壶里的水已经凉了。我躺在床上，心跳得厉害，后背的汗把背心都洇湿了。那女人的脸清清楚楚地印在我脑子里，浓眉大眼，白皮肤，紫色上衣，红裤子。我躺了一会儿，摸到床头柜上的茶杯，倒了半杯凉开水，一口气灌了下去，又躺下翻来覆去好久才重新睡着。后面的梦乱七八糟，什么都有，可再也没梦到那个女人。
天亮得很快。我退了房，七点半准时上路。国道上的雾散了，阳光照在路面上，白杨树的叶子被风吹得哗哗响。我打开收音机，放着一首当时挺火的歌，我跟着哼了起来，心情好了不少。
开了大约四十分钟，车子猛地一震，“砰”的一声闷响从车后传来，整个车身跟着晃了一下。我赶紧减速，打右转向灯，慢慢靠边停下。下来一看，后轮中间那排轮胎爆了一个，轮胎炸开了一条大口子，橡胶茬子呲在外面。还好是重载卡车，轮胎多，一个爆了不影响平衡。我从工具箱里翻出千斤顶和备胎，蹲在路边开始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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