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到苏州，分署的办公地点就成了难题。苏州知府是保守派的亲信，表面上欢迎分署入驻，实则处处刁难，只给了一间狭小破旧的宅院，还说“苏州府衙房屋紧张，只能委屈分署各位大人了”。李修远没有计较，反而笑着说：“多谢知府大人费心，只要能办公，再小的地方也无妨。”
可没想到，第二天就有一群不明身份的人在宅院外闹事，声称“分署抢占民宅，欺压百姓”。周明远等人正要上前理论，被李修远拦住了。他猜到这是苏州知府的伎俩，没有硬刚，而是带着人挨家挨户走访周边百姓，说明分署的职能和来意，还拿出经济总署的公文公示。百姓们得知分署是来规范市场、调解纠纷、帮大家解决难题的，纷纷转变态度，有人还主动站出来澄清：“这宅院是空置的，根本不是民宅，是有人故意捣乱！”
闹事的人见百姓不支持，灰溜溜地走了。苏州知府见一计不成，又生一计，暗中授意本地大商户联合抵制分署，不配合新政推行。李修远得知后，没有直接找知府对峙，而是先从解决小商户的难题入手。
苏州的小丝绸商户反映，大商户垄断了丝绸原料采购，抬高原料价格，还压低成品收购价，让小商户无利可图。李修远和周明远等人深入丝绸产地和集市调研，收集了大商户垄断的证据，然后召开了丝绸行业座谈会，邀请了大商户、小商户代表参加。
座谈会上，大商户代表态度傲慢：“我们是苏州的老牌商户，带动了苏州的丝绸贸易，采购原料、收购成品都是市场行为，分署无权干涉。”周明远当即拿出收集到的证据，语气平和却坚定地说：“《大燕商法》明确规定，禁止商户垄断市场、操纵价格。你们联合抬高原料价、压低成品价，已经违反了律法，损害了小商户的利益。若不整改，分署将依法查处。”
同时，李修远提出了解决方案：由分署牵头，组织小商户成立合股原料采购社，统一向原料产地采购，降低采购成本；建立丝绸成品公平交易平台，明码标价，禁止大商户压价收购。这个方案得到了小商户的热烈支持，大商户见分署掌握了证据，又有百姓支持，只能被迫同意整改。
此事过后，苏州分署的威望大幅提升，商户们纷纷主动上门咨询新政、申请调解纠纷。有个小丝绸商户，加入合股采购社后，原料成本降低了两成，成品卖价也提高了一成，赚了不少钱，逢人就说：“分署是我们小商户的靠山！”苏州知府见分署深得民心，也不敢再暗中阻挠，反而主动配合分署开展工作。
再看西南成都分署。成都地处蜀地腹地，农业发达，但商业相对落后，拼购网络覆盖率极低，农户卖粮难、买物贵的问题突出。带队的是王启明，随行的毕业生擅长农业经济与商路搭建。
刚到成都，王启明就带着人深入乡村调研。发现蜀地多山地，交通不便，很多乡村不通公路，农户卖粮要翻山越岭，成本极高；而且本地商户很少，粮食大多被外地粮贩子低价收购。针对这个问题，王启明制定了“先建点、再通路、后扩面”的推行方案。
首先，在交通相对便利的乡镇建立拼购点，安排专人上门收购农户的粮食，解决“卖粮难”的燃眉之急。为了让农户信任拼购点，王启明让毕业生们带着粮食样本，挨家挨户讲解拼购点的收购价格、付款方式，还承诺“当场结算，绝不压款”。有个农户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把家里的两石稻谷卖给了拼购点，当场拿到了银子，比卖给粮贩子多赚了三钱银子，高兴地把消息告诉了乡亲们。很快，拼购点就热闹起来，农户们排着队卖粮。
解决了卖粮问题后，王启明又着手打通商路。他联系了南北商盟，与成都本地的脚夫、船夫合作，组建了专门的运输队，负责将拼购点收购的粮食运出去，再把北境的布帛、农具、盐巴等商品运进来。同时，分署还协调地方官府，修缮了乡村的简易公路，降低了运输成本。
商路打通后，拼购点的商品种类越来越丰富，价格也比以前便宜了不少。农户们卖了粮，就能在拼购点买到便宜的农具和布帛，不用再花高价从杂货铺购买。有个老农，买了一把北境产的新式锄头，比本地的锄头锋利耐用，感慨道：“分署不仅让我们粮卖得贵，还让我们买到了好东西，真是为我们老百姓办了大实事！”
此外，成都分署还重点推广商股模式，鼓励本地商户联合起来，开粮铺、布庄、杂货铺。针对商户资金不足的问题，分署联系了秦燕商股银行成都分行，为合股商户提供低息贷款。有个本地商户，以前只能小批量经营，加入合股粮铺后，贷了两万两银子，不仅能大批量收粮，还能把粮卖到北境，生意越做越大。
西北甘州分署的情况则更为特殊。甘州地处边境，既是粮食产区，也是边贸重镇，新政推行的重点是规范边贸秩序、保障粮食储备。带队的是经济总署的边防经济专员，随行的毕业生中有擅长边贸监管和粮食储备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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