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雪节气后的第三天,清晨七点,苏墨月站在一栋老式居民楼前,呼出的白气在冷空气中迅速消散。她肩上背着装有录音设备的背包,手里拿着一个笔记本,上面是工整的手写地址:平江路78号,三楼,陈月华老师家。
楼道里弥漫着旧木头和煤球炉的混合气味,墙上的石灰有些剥落,露出里面的砖红色。苏墨月小心地爬上吱呀作响的木楼梯,在301室门前停下。门上贴着一张褪色的福字,边缘已经卷起。
她深吸一口气,敲了门。
门开了,一位头发花白但梳理得一丝不苟的老妇人出现在门口。她穿着深蓝色的中式棉袄,戴着一副老花镜,镜片后的眼睛清澈而锐利。
“陈老师好,我是清墨大学的苏墨月,上周和您约过的。”苏墨月微微欠身。
陈月华点点头,侧身让她进门:“进来吧,外面冷。”
房间不大,但收拾得异常整洁。最引人注目的是靠窗的那张红木桌子,上面摆着三把不同大小的三弦琴,琴身被摩挲得油亮。墙上挂着几张老照片,都是陈月华年轻时的演出照,还有一张黑白合影,上面写着“苏州评弹团,1962年”。
“坐。”陈月华指了指一张藤椅,自己则在桌前的琴凳上坐下,“你说要学‘说表’?”
“是的。”苏墨月放下背包,但没有立即打开录音设备,“我想了解评弹的叙述部分——那些不唱只说的内容,是怎么传承的。”
陈月华看了她一会儿,然后伸手拿起最小的那把三弦。她的手指已经有些变形,关节突出,皮肤上布满了皱纹和老年斑。但当手指搭上琴弦时,那些皱纹仿佛消失了——整只手变成了一种精密的乐器。
她弹了一个简单的过门,然后开口说话。
不是唱,就是说。用苏州话,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清晰得像是用刻刀刻在空气里:“今朝是腊月初头,天气么冷是冷得来……”说的是《玉蜻蜓》的开场白,一个冬日清晨的场景。
苏墨月愣住了。
她听过陈月华的唱段录音,也看过现场表演,但这样近距离地、没有任何伴奏的、纯粹的“说表”,是第一次。老人的声音有一种奇特的质感——不是美,不是动听,而是一种穿透力。每个字的音调、节奏、停顿,都经过了七十年的打磨,像河床上的鹅卵石,被水流冲刷得圆润而坚硬。
一段说完,陈月华停下来:“听出什么了?”
苏墨月想了想:“每个字都有重量。而且……您的声音在描述寒冷时,真的让人感觉冷。”
“这叫‘气口’。”陈月华放下三弦,“说表最难的不是字正腔圆,是气口。什么时候吸气,什么时候停顿,停多久——这些书上不写,师父也不一定明说,要靠自己听,自己悟。”
她从抽屉里拿出一本泛黄的笔记本,翻开,里面是用毛笔小楷抄写的唱本,空白处用红笔密密麻麻写满了标注。
“这是我师父传给我的本子。”陈月华说,“红笔是他写的,蓝笔是我后来加的。你看这里——”她指着一段说表词,“‘推开窗门看’,这五个字,他画了三个竖线,表示要停三次。但停的位置、时间长短,他没写。我学了三年,才听懂他现场说的时候是怎么停的。”
苏墨月凑近看。那些红蓝相间的标注,像某种密码,记录着一门技艺如何在师徒之间无声地传递。
“现在还有学徒吗?”她问。
陈月华沉默了一会儿,合上笔记本:“去年有一个,学了三个月,说要去直播带货,钱来得快。前年也有一个,学了半年,考公务员去了。”她的声音很平静,没有抱怨,只是在陈述事实,“现在的年轻人,等不起。说表要练十年,才能上台说十分钟的书。十年,够读两个博士学位了。”
窗外的阳光渐渐明亮起来,照在桌上的三弦琴上,琴弦反射出细碎的光。房间里很安静,能听到远处传来的市井声音——自行车铃、小贩的叫卖、孩子的嬉笑。
苏墨月打开了录音设备,但这次不是为了采访。她说:“陈老师,我能跟您学吗?不说学成,就说……体验一下。我想知道,十年才够上台十分钟的东西,到底是什么样的。”
陈月华看了她很久,久到苏墨月以为会被拒绝。然后老人点点头,起身从书架上又取下一本笔记本,纸张是全新的。
“先学苏州话。”她说,“不是日常说的那种,是说表的苏州话。音调、咬字、节奏,都不一样。”
她从最简单的问候语开始教。苏墨月跟着念,录音设备安静地运转着,记录下这间老房子里,一个九十二岁的老师和二十二岁的学生,如何尝试跨越时间的对话。
同一时间,管理学院的一间小办公室里,邱枫正在整理访谈提纲。电脑屏幕上是一个家族企业的资料——创始于1980年代,主营纺织业,现在正面临第二代向第三代交接的关键时期。
她拿起手机,给苏墨月发了条信息:“今天去陈家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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