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正豪站在侧门的台阶上，手里攥着一串沉甸甸的钥匙，钥匙碰撞的声音在空旷的庭院里回荡得有些过分。他抬头看了一眼主建筑的马萨式斜顶，那两个整修后加上去的“老虎窗”在夜色里像两只蹲伏的猫头鹰，圆形的窗户正对着不远处的“外交部”大楼，据说坏了风水，但此刻林正豪想的不是风水，而是今晚又得一个人待到几点。
“豪哥，钥匙给你，我先走了。”
说话的是工读生小陈，这小伙子一边把对讲机往桌上放，一边已经在往门口挪了，那副急着投胎的模样活像身后有什么东西在追他。
林正豪接过钥匙，看了一眼墙上的钟——晚上八点四十七分。他皱了皱眉：“不是说到九点半吗？宴会的器材还没清点完。”
小陈已经拉开了门，头也不回地扔过来一句话：“剩下那些明天再弄啦，豪哥，你知道规矩的——没人想当最后一个走的。”
门关上了。
林正豪站在空荡荡的值班室里，听见门锁咔哒一声咬合，然后是脚步声，急促的、几乎是小跑的脚步声，迅速消失在长廊尽头。
他叹了口气。
规矩。他也听说过那个规矩。台北宾馆的员工有个不成文的传统，到了晚上没人愿意最后一个下班，甚至有人宁可把工作拖到第二天早上，也不愿在入夜后的馆内多待一秒。但林正豪不一样，他是三个月前才从总公司调来的物业管理人员，负责统筹宾馆的夜间维护和器材清点。这份工作薪水不错，唯一的缺点就是——他必须是最后走的那个人。
“无聊。”他嘟囔了一声，把钥匙串挂回腰带上，拿起桌上的手电筒。
其实他也不是完全不信那些传说。来之前他就做过功课，网上那些灵异故事写得活灵活现，什么日据时代自杀的日本海军武官、穿和服的女人、举枪自尽的军人，还有三楼的角楼和后花园的营舍，说是只要天黑就成了无人禁地。但林正豪这个人有个毛病——他越听越不信。三十四岁，当过兵，做过工地监工，他觉得自己见过的怪事够多了，唯一能让他害怕的只有银行账户里的余额。
“鬼要是真那么厉害，怎么不去把立法院给占了？”他对着空无一人的走廊自言自语，声音在挑高的廊道里撞来撞去，最后变成一连串模糊的回音。
他推开值班室的门，走进主建筑的走廊。
白天来过这里的人都知道，台北宾馆的内部装潢极尽奢华，金箔缠绕在房间四周边角，墙壁、窗户、门楣都镶上金边，垂吊的水晶灯折射出细碎的光芒，榉木拼花的木地板上了油之后亮得能照出人影。但夜晚的灯光下手电筒的光束扫过那些金箔和水晶，反射出来的光却是冷的，冷得像冰碴子，打在脸上让人起鸡皮疙瘩。
林正豪踩在木地板上，每一步都发出嘎吱嘎吱的声响。他走得很稳，步伐均匀，手电筒的光束从左到右扫过走廊两侧的房门。他得去三楼清点明天国宴要用的餐具和布置器材，这是今晚最后一项工作。
走到楼梯口的时候，他停了一下。
楼梯是红色的。
不是那种普通的红漆，而是一种深沉得近乎凝固的暗红色，像是某种液体干涸之后的颜色。楼梯从一楼盘旋而上，在每一个转角处都吞掉手电筒的光。楼梯口拉着一条黄色的封锁线，上头写着“生人勿入”四个字，大概是之前哪个部门贴的，因为年久失修，封锁线已经耷拉下来，在空气里微微晃动。
林正豪想起网上那些传说——晚上走进那个封锁的红色楼梯，千万别回头。
“呵。”他笑了一声，弯腰钻过封锁线，踩上了第一级台阶。
红色楼梯很窄，每一级台阶的高度都比普通楼梯要高一些，走起来不太舒服。林正豪的手电筒照着前方，光束在台阶上投下一圈光晕，他的影子被拉得很长，歪歪扭扭地贴在墙壁上。墙壁上的漆皮已经斑驳了，露出下面灰黑色的水泥，手电筒的光扫过去的时候，那些斑驳的痕迹看起来像是某种文字的笔画，又像是干枯的藤蔓在墙上蔓延。
二楼转角处有一扇窗户，窗户外头是后花园的方向。林正豪瞥了一眼，窗外黑漆漆的，什么都看不见，但他的手电筒光在玻璃上映出了自己的脸——苍白的、面无表情的脸。他继续往上走，脚步声在狭窄的楼梯间里回荡，听起来不像是一个人。
到三楼的时候，他听见了一个声音。
很轻，很细，像是有人在很远的某个房间里说话，又像是风穿过某个缝隙时发出的呜咽声。林正豪停下脚步，侧耳听了几秒，声音消失了。
“老建筑的通风管道。”他对自己说，把这种感觉归类为百年老屋的正常现象。
三楼的走廊比一楼窄得多，天花板也矮了一些，走在里头有一种被什么东西压着的感觉。走廊尽头的角楼就是他的目的地——那里存放着明天宴会要用的部分餐具和高脚杯，他得清点数目，确认没有破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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