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顺的“秦地安抚特遣军”如同一股润物无声的春雨，所到之处，干裂的土地似乎都焕发出了些许生机。免税三年的诏令与沉甸甸的番薯薯种，对于挣扎在贫瘠与战乱夹缝中的寻常农户和升斗小民而言，无疑是黑暗中最实在的一线光明。归附的浪潮由东向西，迅速蔓延。
然而，在这片土地上，还有一群嗅觉远比常人敏锐、行动也更为审慎的群体——晋商。
这里的“晋商”，并非单指山西商人，而是泛指那些长期往来于关陇、巴蜀、中原乃至西域，以贩运、票号、盐铁、典当等业积攒了巨大财富的商业世家。他们未必有荆襄世家那样显赫的族谱和庞大的田产坞堡，但他们手握流动的巨额资本，编织着复杂的人脉网络，消息灵通，精于算计，更懂得“鸡蛋不放在一个篮子里”的道理。马铮盘踞关中时，他们与之既有合作（提供军需、借贷钱款），也有疏离（分散投资，部分家族早早将部分子弟和资本转移至蜀中或北地），保持着一种微妙的平衡。
大晟军入关，高顺推行仁政，对于普通百姓是甘霖，对于这些晋商巨贾而言，却意味着一场需要重新押注的巨大博弈。
最初，他们是疑虑最深的。免税？天下哪有白吃的午餐？新朝初立，用兵正酣，正是急需钱粮的时候，岂会真的三年不取？这莫非是诱饵？那“番薯”更是闻所未闻，亩产十倍？怕不是官府为了安抚人心编造的神话？更何况，马铮虽败，但主力尚在荆襄挣扎，万一有个反复……此时过早投靠，风险太大。
因此，当各地县令乡绅争相出迎王师时，许多晋商选择了观望。他们紧闭商铺大门（尤其是粮行、布行等战略物资店铺），将现银和贵重货物转移至隐秘地窖，重要子侄则借口“外出巡看商路”悄然离境，只留下老成持重的掌柜或旁支子弟应付局面。市面上一时显得颇为萧条。
但晋商的“聪明”之处在于，他们绝不会把宝全押在“等待”上。几乎在高顺军扎营的同时，各种隐秘的渠道便已开始高速运转。
有乔装成行脚商或难民的家仆，混在领取薯种的人群中，仔细观察大晟军的军纪、吏治，甚至偷偷捡拾农师讲解时丢弃的番薯藤蔓样本，快马送往后方分析。
有通过早年安插在官府中的眼线（哪怕是洒扫仆役），竭力打探随军文吏的出身背景、行事风格，以及朝廷后续可能的经济政策风声。
更有胆大心细的家族，开始尝试性地接触大晟军的中下层军官或文吏，不是贿赂（那太蠢，容易留下把柄），而是以“犒劳王师、支援地方重建”为名，捐赠一些不易引起警惕的物资，如劳军的酒肉、修补道路的石灰、甚至是几车用于印刷安民告示的纸张，同时小心翼翼地探听口风。
他们的信息在家族内部飞快汇总、分析。很快，一些精明的晋商首领便从纷乱的信息中捕捉到了关键点：
其一，军纪确实严明得可怕。大晟士兵对民间财物秋毫无犯，连取用水源都严格遵守“市价购买”或“以物易物”的规矩（随军带有小额军票和盐、布等实物）。这说明新朝治军极严，且有意塑造“王师”形象，短期内的掠夺风险很低。
其二，吏治效率高得惊人。随军文吏接管地方后，第一件事是清点户口、田亩、仓廪，并张榜公示，过程公开，少有营私舞弊迹象。分发薯种、指导农事也井井有条。这表明新朝有一套成熟的基层管理体系和执行力，并非流寇式的占领。
其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他们从一些文吏无意中透露的只言片语，以及对新政文的反复研读中，敏锐地察觉到新朝的经济政策重心似乎正在发生转变——重商、抑兼并、兴工坊。免税是为了恢复民生，分发高产作物是为了稳定根基，而下一步，很可能就是疏通商路、统一币制、甚至……官营与民营结合，大力发展手工业与贸易！这对商人而言，是危机，但更是千载难逢的机遇！
风险依然存在，但机遇的窗口似乎正在打开。继续顽固观望，等到大局彻底底定，新朝秩序稳固，再想融入恐怕就难了，最好的位置和机会早已被他人占据。尤其是当他们打探到，朝廷似乎有意在关中择地重建或新建大型官营工坊（如纺织、冶铁、器械），并可能采用“招标”、“承销”等新模式时，许多晋商坐不住了。
率先行动的，是几个以票号和长途贩运起家、历来胆子最大、也最依赖稳定商路的家族。他们没有大张旗鼓，而是由家族中素有威望、且与官方打过交道的长者出面，郑重其事地向当地新设立的大晟“劝农安抚使”（高顺委派的地方主官）递上名帖，请求“为朝廷安抚地方、恢复民生略尽绵薄之力”。
他们提出的条件颇有技巧：自愿“借”给官府一笔低息甚至无息的钱粮，以助其度过接管初期的周转困难；主动开放家族控制的粮仓，以“平价”（略低于市价但仍有微利）售粮，协助平抑可能出现的粮价波动；献出家族掌握的、关于关中乃至陇西、蜀中部分商路、物产、矿藏的详图与情报；甚至表示，愿意将家族中精通算学、管理的子弟，推荐给官府“试用”，协助管理仓廪、税务等繁琐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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