殿内的空气随着几位重臣的发言，观点的碰撞激起无形的涟漪。
宫灯的光映在众人或凝重或激昂的脸上。
在一片倾向于加强海防或至少积极戒备的声音中，一个沉稳而略带锐气的声音响起了，是兵部侍郎兼北直隶巡抚孙传庭。
他没有立刻反驳谁，而是微微倾身，双手虚按在膝上，目光先看向英国公和兵部尚书，
“英国公忠勇为国，王尚书深谋远虑，李尚书持筹握算，下官深为敬佩。确保海疆门户不失，震慑夷狄，确为当务之急。”
他话锋一转，声音压低了些，却更加清晰：
“然则，下官在陕西数年，深知‘集中力量办大事’之理。陛下，诸位大人，请恕下官直言，我大明当前真正的心腹大患，仍是辽东！
建奴八旗，野战之强，诸公皆知。如今更有迹象表明，其或已得西法火炮之助，宁锦前线，压力日增一日。
若此时因东南海上一场夷狄之争，便大规模调动资源、甚至开启战端，使我陷入南北两线同时用兵之窘境……”
孙传庭抬起眼，目光灼灼地看向御座上的崇祯，也扫过同僚：
“朝廷新得江南巨款，诚然是天助。然银两非直接可化为精兵铁甲、坚船利炮。招募、训练、打造、运输，皆需时间。
此刻将本已捉襟见肘的国力，尤其是宝贵的铸炮材料、熟练工匠、精锐兵员，过多投入南方未知的海上战场，辽东防线一旦有失，则满盘皆输！
臣以为，当务之急，仍是倾尽全力，巩固辽东，待北疆稳固，再从容料理海上诸夷不迟。”
孙传庭的话条理分明，带着在地方实干中历练出的务实和犀利，直接将战略选择题摆在了台面上：
资源有限，保哪头？
户部尚书李长庚几乎是立刻点头，他看向孙传庭的眼神带着赞许，仿佛找到了知音。
他挪动了一下略显富态的身躯，接口道：“陛下，孙侍郎所言，正是老臣心中所虑！江南抄没之银两千万两，确是久旱甘霖，然如何用，用在何处，关乎国运！”
李长庚边说边从袖中抽出一份简单的清单草稿，显然是早有准备。
“除去入陛下内帤的三百万，剩下的两千五百万，臣初步规划，”
“其中八百万两，需立刻入库太仓，填补历年亏空，稳定京官俸禄、九边基本饷银，此乃定海神针，乱不得。”
“四百万两，专项拨付辽东熊督师（熊延弼）、卢提督（卢象升）处，一半用于补足采购今冬明春粮草和棉衣，另一半，陛下，必须用于紧急向澳门葡夷、或通过其他可靠渠道，加急采购或仿造西式重炮、火铳！
此事关乎宁远、锦州城防能否抵住建奴可能发起的猛攻！”
“再有五百万两，需立刻拨付陕西、四川、重生等灾后重建与屯田关键区域。
陛下，‘皇明建设兵团’模式卓有成效，但无钱粮注入，难以为继。百姓有活路，流寇才无土壤，此乃安内根本。”
“剩余八百万两，”
李长庚深吸一口气，斩钉截铁，
“必须作为战略储备，封存入库，非到社稷危亡、或确有必胜把握之关键战役，绝不可轻动！此乃国之命脉！”
他看向崇祯，语气近乎恳切：
“陛下，若此时因荷兰之事，打乱此预算，贸然开启一场胜负难料、耗费无算的海上大战，臣恐……前功尽弃，两头落空啊！”
管钱粮的人，最知道每一分银子的重量，也最害怕计划外的巨额消耗。
此时，一直闭目养神般静听的老臣袁可立，缓缓睁开了眼睛。
他曾经巡抚登莱，亲自整顿过山东海防，甚至与当时的葡萄牙教官、朝鲜使臣都有过接触，对海外情势的了解，在殿中恐怕仅次于皇帝本人。
他没有直接赞同或反对谁，而是用一种缓慢语调开口：
“陛下，诸位同僚。”
袁可立的声音不高，却让所有人都安静下来。
“红毛荷兰人，老臣当年在登莱时，便知其商船坚炮利，其国远在泰西，却以商贸、劫掠立国，纵横四海，其志非小。
他们攻击澳门葡夷，表面是争夺据点，实则意在垄断与我大明的生丝、瓷器、茶叶贸易，独占对日本、对南洋诸国的航路之利。此乃其根本动机。”
“至于孙侍郎所忧其分兵北上，与辽东勾连……老臣以为，不可不防。夷狄之辈，唯利是图。
建奴若能许以重利，如未来开放港口、共享掳掠，荷兰人未必不会动心。此事，东厂、锦衣卫当全力侦知。”
“然而，”
袁可立话锋一转，回到了现实的国力权衡，
“正如王、李、孙三位大人所言，国家之力，犹如人体血气，当分缓急先后。辽东建奴，乃是直逼心腹之利刃；
东南海疆风波，虽是疥癣之疾，却近在肘腋，若处置不当，任其溃烂流脓，亦能伤人元气，甚至……引来更多蝇虫。”
袁可立将“疥癣”与“溃烂”的比喻说得意味深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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