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她几乎立刻在心里推翻了自己，“暴露的可能性很低。”
这个结论并非来自侥幸，而是基于更冷酷的观察：
第一，也是最实际的：她从未发现FBI或CIA对她进行过常规的、持续性的监视。 这意味着她没有进入他们的“重点名单”。如果她真的被确认，以他们对李长安的重视程度，她的纽约生活绝不会如此“平静”。那无形的压力早该无处不在。
第二，李长安的“习惯”是长期且一致的。分房而眠，是他从一开始就划定的界限，并非今晚独有。这更像是一种深入骨髓的、对任何人都不例外的戒备，而非针对她“斯拉夫”身份的特别处置。
第三，如果她已暴露，李长安今晚的言行就过于“自然”了。他提及公主行程时那点恰到好处的“厌烦”和“笼统”，更像是一个忙碌官员对琐碎公务的真实反应，而非精心设计、投放给已知间谍的“饵料”。刻意投放的信息，往往会因为“设计感”而显得不同。
“更合理的解释是，”她对自己说，“他依然将我视为‘斯拉夫’，一个美丽、有用但需要严格控制在安全距离内的情人。他的戒备是针对‘潜在风险’本身，而非已经识破的‘我’。”
如果李长安知道她的想法，得感叹特工基于理性分析得出的结论还是比不上挂。
特工的本能让她保留了最后一丝警惕——那根关于“暴露”的刺，不会完全消失，但已从“迫在眉睫的危机”被降级为“需要持续观察的变量”。
眼下，有一个更直接的方法可以验证这个判断，并完成今晚的初步任务：核实信息。
她需要尽快联系“千面人”，不是为了汇报那令人不安的“暴露”猜想，而是为了确认一个简单事实：
玛格丽特公主是否真的如李长安所说，去了大都会博物馆和咯瑞瓦珠宝店？
如果这两处行程被公开报道或能被其他渠道证实，那么李长安的话就只是复述了公开信息，并无特殊之处，这能极大程度地支持她“未暴露”的判断。
反之，如果这些行程被掩盖或与他所说有出入，那才意味着真正的危险。
这个想法让她从繁复的自我猜疑中挣脱出来，思维重新聚焦于可执行的任务。梳理至此，斯拉夫从地毯上站起身。身体疲惫，精神却像被冰水浸过般清醒。那过度的恐惧已消散，转化为一种更冷静、更专注的警惕。
她走到窗边，望向沉睡的华盛顿。
城市灯火在她深邃的蓝眼睛里映出细碎的光。
游戏仍在继续，但她暂时排除了最坏的规则。
她需要睡眠，哪怕只是短暂休息。
她先去洗了个澡，然后美美的去睡觉了。
第二天清晨，斯拉夫在陌生的客房醒来，阳光已经透过厚重的窗帘缝隙洒了进来。
房间内寂静无声，门外也听不到任何动静。
她洗漱完毕，换上来时的衣服，仔细检查了行李箱和手袋，确认没有多出或少了任何东西，也没有任何不属于她的“赠品”。
当她准备离开房间时，才在客厅的小茶几上，发现了一个没有封口的白色信封。
里面没有只言片语，只有一张对折的便笺纸，以及一张夹在中间的支票。
便笺上是李长安那熟悉而利落的笔迹，只有一句话：今天你可以回纽约了。车在楼下。
支票则是花旗银行的现金支票，数额清晰：300，000美元。
签名处是“肖恩·威尔逊”。
斯拉夫拿起支票，对着光线看了看那串零。
一丝复杂的情绪涌上心头——有点荒谬，有点被轻慢的不悦，但很快，一种更现实的评估占了上风。
叫人家来的时候，是专机接送，仿佛一刻也等不得。
现在让我走，连面都不露，一张支票、一辆车就打发了。
她在心里嗤笑一声，真是……威尔逊的风格。高效、直接、不留任何温存或解释的余地。
但这才是成大事的人，没有必要在自己这种情人身上花费太多的精力。
她的目光再次落在那三十万美元的数额上。
这远超一次品牌活动的违约金，甚至够她挥霍好一阵子。
算了，她将支票小心地放进钱包最内层，看在这份‘遣散费’足够丰厚的份上。
她提起行李箱，最后看了一眼这个过度奢华却毫无温度的临时牢笼，拉开门走了出去。走廊空无一人，布莱克已经不见了。一切都已安排妥当，无需多余的交待。
楼下，常飞果然坐在那辆黑色凯迪拉克的驾驶座上。
见到她，他下车默默接过行李，为她拉开车门。
“去机场吗，斯拉夫小姐？”常飞问。
“是的，去华盛顿国家机场。”
“明白。”常飞没有多问，方向盘一转，驶向机场。
抵达机场后，常飞并未将她送往拥挤的主航站楼，而是开往了东方航空运营的短途航班区域。
作为1955年美国东海岸最主要的航空公司之一，东方航空的航班往返于华盛顿与纽约之间，班次频繁。他递给她一张早已准备好的机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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