宸乾三年秋，河南兰考的风沙还没歇，张家庄的土路上却多了群背着布包的孩子。领头的铁蛋攥着娘缝的粗布书包，书包里裹着块磨得发亮的石板，小脸蛋上满是期待——村东头的土坯房刚挂上“张家庄乡学”的木牌，是全县第12所新办的乡学，也是铁蛋盼了三年的“学堂”。
三年前，铁蛋每天的活儿是放牛。看着邻村偶尔有孩子背着书包去县城上学，他总扒着牛背问娘：“俺也能去学堂吗？”娘总抹着眼泪摇头：“家里穷，交不起学费，也供不起你天天去县城的饭……”兰考多风沙，地里收成薄，村里像铁蛋这样的孩子，十有八九都跟着爹娘种地、放牛，能识几个字的，都是村里少数有家底的。
“铁蛋，等等俺！”后面传来狗剩的喊声，他手里也拎着个布包，里面装着个陶碗——昨天乡学的李先生来家里说，学堂不仅免费入学，还管午饭，“朝廷给国库补贴，孩子只管来读书，不用花一文钱”。狗剩爹一开始还不信，以为是官府“变相收钱”，直到李先生把《乡学办学章程》贴在他家墙上，红笔圈出“学费全免、午饭由国库拨款”，才半信半疑地让狗剩来试试。
张家庄乡学的院子不大，土坯房三间，一间当教室，摆着二十张新做的木桌（是朝廷派工匠来打的）；一间当厨房，灶台冒着热气，飘出玉米粥的香味；还有一间是李先生的住处，墙上挂着《通用语词典》和《格致课本》。李先生是从国子监格致院毕业的年轻书生，皮肤带着南方人的白净，说话却带着兰考百姓能听懂的口音：“孩子们，进教室吧！咱们先学认‘田’字，再去厨房领午饭！”
教室里，铁蛋和狗剩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桌上摆着朝廷发的免费课本——《通用语常用300字表》和《格致启蒙》，书页边缘用粗线装订，结实耐用。李先生拿着粉笔，在黑板上写了个“田”字，念：“tián——田，咱们种庄稼的地，就叫田。”他还指着窗外的麦田：“大家看，外面那片绿油油的，就是麦田，‘麦’字咱们下午学。”
铁蛋盯着黑板上的“田”字，手指在石板上跟着画。他之前只会画圈，现在终于能画出方方正正的字，心里比吃了糖还甜。狗剩也听得认真，手里的陶碗放在桌角，眼睛却盯着厨房的方向——他早上没吃饭，早就闻到玉米粥的香味了。
午饭时间一到，孩子们排着队去厨房领饭。厨娘是村里的张婶，手里端着大盆，给每个孩子舀一勺玉米粥，再递一个白面馒头：“慢点儿吃，不够还有！”铁蛋捧着热乎的粥碗，眼泪差点掉下来——他平时只有过年才能吃到白面馒头，现在每天都能在学堂吃到。他小口小口地吃着，把馒头掰成小块，舍不得一口吃完。
“铁蛋，你咋不吃快点？”狗剩已经吃完一个馒头，又去领了一个，“李先生说，吃饱了才有力气读书！”
铁蛋点点头，加快了速度。他心里打定主意：一定要好好读书，以后也像李先生一样，识很多字，懂很多本事，让爹娘也能天天吃白面馒头。
乡学开办的消息，像长了翅膀一样传遍了兰考县。之前不愿意送孩子上学的家长，听说“免费还管饭”，都主动把孩子送来。东庄村的王老汉，之前总说“读书没用，不如种地”，直到看到邻居家的孩子从学堂回来，会写自己的名字，还会算“一亩地能收多少玉米”，才赶紧把孙子送进学堂：“俺以前是老糊涂了，让娃读书，比啥都强！”
李先生每月都会统计入学人数。开学第一个月，张家庄乡学只有18个孩子，其中贫困家庭的孩子有8个；第三个月，人数涨到了32个，贫困家庭的孩子有23个——贫困家庭孩童入学率从一开始的44%，涨到了72%，远超之前的预期。
不仅是张家庄，兰考全县12所乡学都是如此。县太爷在给朝廷的奏折里写：“自乡学免费办学、国库补贴午饭后，全县孩童入学率从30%增至65%，贫困家庭孩童入学率增70%，百姓皆称‘朝廷办了件大好事’。”
这样的变化，在全国随处可见。朝廷按“每县至少1所乡学”的标准，在全国建了600所乡学，从江南水乡到西北戈壁，从中原村落边疆草原，土坯房、木桌椅、冒着热气的厨房，成了每个村子最亮眼的风景。国库每月拨出十万两银子，用于乡学的午饭和课本，确保每个孩子“能上学、能吃饱、能学到东西”。
江南苏州的乡学里，孩子们中午吃的是米饭和青菜，还有偶尔的鱼干；山西吕梁的乡学，午饭是小米粥和土豆饼，管够；蒙古草原的边疆乡学，孩子们能吃到煮玉米和羊奶，都是朝廷根据各地情况调配的。
年底，胤宸派周明去各地巡查乡学。在兰考张家庄，周明看到孩子们在教室里大声读通用语顺口溜，在院子里跟着李先生学算“田亩数”，午饭时排着队领粥和馒头，脸上满是笑容。铁蛋还拿着自己的石板，给周明看他写的“铁蛋”“玉米”“水车”，骄傲地说：“周先生，俺以后要去格致院读书，学做新农具，让俺们村的地多收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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