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竖起耳朵,血液冲上头顶,又在四肢冰冷地退去。黑暗中,听觉被无限放大。他听见自己擂鼓般的心跳,听见布料摩擦床板的窸窣——那是他自己在无法控制地轻微颤抖。
“吱呀……”
又一声。比刚才似乎清晰了一点,也……更近了一点?仿佛那扇沉重的柜门,正在被一股无形的力量,极其缓慢地、一寸一寸地推开。
陈默猛地用被子蒙住头,蜷缩起来,牙齿紧紧咬住下唇,直到尝到一丝血腥的铁锈味。被子隔绝不了那声音,反而让它在狭小黑暗的空间里产生了回响,更加真切地钻进他的耳朵,凿进他的脑子。
柜子里……真的有什么东西吗?
第二天是周六,不用上学。陈默起得很晚,眼下带着浓重的青黑。堂屋里,奶奶已经坐在老位置梳头了,母亲在灶间忙碌,父亲不知去了哪里。阳光依旧惨淡,尘埃依旧飞舞。
“昨晚睡得好吗?”奶奶忽然问,依旧没有看他,手指慢慢梳理着一缕打结的白发。
陈默心里一咯噔,含糊地“嗯”了一声。
“你太奶奶昨晚出来了,”奶奶的声音平平板板,却像一根冰锥,猝不及防地刺进陈默的耳膜,“她在屋里走了走,还摸了摸你的头。你睡得沉,没觉着。”
“轰”的一声,陈默只觉得一股寒气从脚底板直冲天灵盖,头皮发麻,四肢瞬间冰凉。他想尖叫,想逃跑,但喉咙像被死死扼住,双脚钉在原地,动弹不得。他猛地看向奶奶,奶奶却已经转回头,继续对着手里一面边缘模糊的破旧小圆镜,端详自己的脸,嘴角似乎还挂着一丝极淡、极诡异的笑意。
午饭时,陈默食不知味。他偷偷观察奶奶,试图从那张布满皱纹、如同风干橘皮般的脸上找出什么破绽。奶奶的眼睛大部分时间是浑浊的,像蒙着一层永远擦不掉的翳,但偶尔,当她看向柜子,或者目光没有焦点地投向虚空时,那浑浊深处,会飞快地掠过一点极其黯淡、难以形容的光,不是反射的亮光,更像某种……冰冷质感的浮现。
下午,父亲陈建国回来了,同来的还有村里的赤脚医生和村委会的妇女主任。不大的堂屋顿时显得拥挤起来,空气也更加滞闷。
赤脚医生是个五十多岁的干瘦男人,戴着副掉了腿用胶布缠着的眼镜。他给奶奶量了血压,听了心跳,又掰开奶奶的眼睛用手电照了照,问了些“晚上睡得好不好”“记不记得昨天吃了啥”之类的问题。奶奶要么不答,要么答非所问,反复就是那句:“柜子里有人,是我婆婆,她叫我去陪她说话。”
妇女主任是个嗓门洪亮的中年女人,试图用大道理开导:“陈奶奶,您老可别自己吓自己。这新社会了,不兴讲那些封建迷信。柜子就是放东西的,您看,建国和秀芹多孝顺,阿默也听话,您好好享福才是正理……”
奶奶坐在那里,背挺得笔直,双手交叠放在膝上,桃木梳就搁在手边。她谁也不看,只是盯着地面某一点,任由那些话语像水泼过石板一样,从她身边流走。她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平静得近乎诡异。
最后,赤脚医生把父亲叫到一边,低声说了几句,大致还是“年纪大了,脑筋不清楚”“尽量顺着她,别刺激”“有条件去县里大医院看看”之类的老生常谈。父亲连连点头,脸上堆着客套而苦涩的笑,递上皱巴巴的几毛钱诊费。
人散了,堂屋恢复冷清。奶奶忽然动了,她慢慢站起身,没有拿拐杖——她从来不用那东西——一步一步,走向那个枣红色的大柜子。陈默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
奶奶在柜门前站定,伸出枯瘦如鸡爪的手,不是去拉柜门,而是用指尖,极其轻柔地抚摸着柜门上斑驳的油漆和木纹,如同抚摸婴孩的脸颊。她的嘴唇又开始无声地嚅动。
陈默看到,在她低垂的眼睑下,那浑浊的眼白似乎更明显了,占据了大半个眼球,黑眼珠缩成了小小的一点,呆滞地映着柜子暗红的颜色。
晚饭后,母亲在灶间洗碗,水流声哗哗作响。父亲蹲在门槛上,闷头抽着廉价的纸烟,眉头锁得死紧,烟雾在他花白的头发间缭绕。陈默磨蹭着,假装在门口找东西。
“爸……”他终究没忍住,声音干涩地开口,“奶奶她……柜子……”
“你少听那些!”父亲猛地打断他,烟头在昏暗的光线里用力一甩,划出一道暴躁的红弧,“你奶奶是老糊涂了!哪来的鬼啊神啊?读书都读傻了?再瞎想,小心我揍你!”他的眼睛布满红丝,瞪得像铜铃,里面压着某种濒临爆发的、陈默无法完全理解的东西,不仅是烦躁,更有深藏的恐惧和无力。
陈默噤了声,缩了缩脖子。父亲从未真正动手打过他,但此刻的暴怒比打骂更让他心悸。他退回自己的小隔间,坐在床边,听着堂屋座钟一声声单调的嘀嗒,那声音仿佛直接敲在他的太阳穴上。
又是深夜。万籁俱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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