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过半年。”令狐靖远吸了口烟，故意把袖子往上捋了捋——袖口内侧缝着块一寸见方的布，上面用墨绣着个简单的“家纹”，是他让裁缝铺的伙计仿着日式家纹绣的，看着像那么回事，“我母亲是大阪人，小时候常带我去东京看亲戚，那时候住的地方，离你说的‘佐藤家’说不定就隔两条街。”
他故意把“佐藤家”说得含糊，没说具体是哪户，却让佐藤信了大半。日军的家纹是身份的象征，一般不会乱绣，令狐这举动，等于在告诉他“我跟你是同乡，说不定还认识”。
佐藤的眼神软了些，不再像刚才那样瞪着人，反而打量起令狐的袖口：“你母亲是大阪哪里人？”
“天王寺附近。”令狐靖远随口答，这是他从地图上看来的地名，“她常说小时候在天王寺的樱花树下跳皮筋，后来嫁给我父亲，才来的中国。”他把烟往佐藤面前递了递，“要不要抽一支？你们特高课的配给烟，味道比咱们上海的‘红锡包’淡些。”
佐藤犹豫了一下，还是点了点头。令狐靖远让旁边的行动队员解开他嘴里的布团——之前怕他喊，塞了块布，现在取出来，佐藤咳了两声，嘴角还留着布团的印子。令狐靖远把烟塞到他嘴里，又用火柴给他点燃，佐藤吸了一口，烟圈从鼻子里喷出来，眼神里的警惕又松了些。
“你既然是中日混血，为什么要帮军统？”佐藤吸着烟，语气缓和了不少，“大日本帝国迟早会占领全中国，你跟着他们，没好处。”
“我生在中国，长在中国。”令狐靖远把火柴盒放在桌上，指尖敲着盒面，“我父亲是浙江人，跟委员长、戴局长是同乡，黄埔四期毕业，当年在北伐军里扛过枪。我母亲虽是日本人，但她常说‘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可惜她去年冬天走了，没等到抗战胜利。”这话半真半假，他母亲确实是病逝的，但不是大阪人，只是为了套佐藤的话，不得不编个身份。
佐藤沉默了，吸完一支烟，把烟蒂扔在地上，用脚碾了碾——虽然脚被捆着，动作很别扭，却透着点放松。“我在上海待了五年。”他突然开口，声音低了些，“民国二十二年刚来的时候，在虹口租了间房，楼下有个卖豆腐脑的老头，每天早上都喊‘豆腐脑——’，声音跟我老家的卖报人很像。”
令狐靖远知道他开始动摇了，顺着他的话往下说：“虹口现在被日军占了，那卖豆腐脑的老头怕是早就搬走了。我前几天去那边，看见好多房子都被炸塌了，街上的行人都低着头走，哪还有当年的样子。”
“战争就是这样。”佐藤叹了口气，眼神里闪过点复杂的情绪，“我儿子今年才十岁，在东京上小学，每次写信都问我什么时候回去，说想让我带上海的糖果给他。”
“你要是肯说实话，说不定还有机会回去。”令狐靖远适时地抛出诱饵，语气诚恳，“戴局长说了，只要你们肯交代特高课的据点，把知道的情报都说出来，可以不送你们去重庆，就在上海的租界里关押，等战争结束了，还能遣返回日本。”这话是他编的，戴笠从没说过这话，但对付佐藤这种想家的人，亲情牌最管用。
佐藤的肩膀颤了颤，抬头看令狐靖远，眼神里带着点试探：“你们真能放我回去？”
“只要你说实话。”令狐靖远看着他的眼睛，语气肯定，“我令狐靖远在军统里说话还算数，当年在黄埔四期，跟周伟龙是同期同学，现在他是上海区区长，我是督察处处长，要保你个俘虏，不难。”他故意提黄埔四期，是为了让佐藤知道他的身份不一般，说的话可信。
佐藤沉默了半晌，终于开口：“你们想知道什么？”
“松本洋行的事。”令狐靖远身体往前倾了倾，盯着他的眼睛，“上个月我们端了松本洋行，抓了你们六个谍报员，你是佐藤，对吧？当时你不在洋行，去哪里了？”
“我去沪西开会了。”佐藤没隐瞒，“特高课在沪西有个秘密据点，就在‘同福里’的弄堂里，那天是去跟华中派遣军的参谋接头，汇报租界里的情报员动向。”
“同福里的据点有多少人？”令狐靖远追问，从怀里摸出个小本子和铅笔——本子是牛皮封面的，是督察处特制的，防水，“有没有电台？”
“有五个人，两部电台。”佐藤报得很清楚，“电台藏在弄堂最里面那家的阁楼里，用木板挡着，平时锁着门，只有我和另外两个操作员能进去。”他顿了顿，又道，“你们要是去端据点，得小心，弄堂口有个修鞋的老头，是我们的哨子，他看见生面孔就会敲三下锤子。”
令狐靖远让旁边的队员把这些记下来，铅笔在纸上“沙沙”响。他没停，继续问：“你们特高课在上海还有多少据点？除了松本洋行和同福里，还有哪里？”
“还有三处。”佐藤想了想，“一处在公共租界的静安寺路，是家‘丸井百货’的仓库，里面藏着武器；一处在闸北的‘大德面粉厂’，伪装成工人宿舍，其实是情报员的落脚点；还有一处在法租界的‘霞飞路22号’，就是你们上个月突袭的那个公寓，不过那里现在已经没人了，我们转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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