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的节点是分散的，连接是脆弱的、非正式的，大多依赖加密通讯和偶尔的私下交流。
但它真实存在，并且在缓慢增殖。
理念的病毒式传播，往往伴随着旧体系的过敏反应。
菲尔德董事的办公桌上，关于“特调组”及关联影响的报告越来越厚。
最初是零星接触，现在已开始出现小规模的“理念认同”迹象。
更让他不安的是，一些原本需要经过他资源调配委员会审批的、数额不大的专项物资申请或人员借调请求，开始有部门尝试引用“特调组快速响应模式”作为先例，要求简化流程或临时授权。
“他们在挖墙脚，用最低的成本。”菲尔德的副手忧心忡忡地说，“不是挖人，是挖‘心气’，挖‘做事的方法’。长此以往，各部门都学着绕过我们，自己搞‘高效协同’，那资源调配的核心权威在哪里？”
菲尔德眼神冰冷。他不再等待两个月的期限。
他开始动用影响力：在接下来的资源分配季度会议上，他提出了“规范临时性机构资源使用，防止预算外沉淀和权限滥用”的提案，要求对所有类似“特调组”的临时小组进行更严格的财务审计和效能追踪，并将审批权限进一步上收。
同时，他暗示“某些新晋部门”可能存在“过度收集内部信息，模糊工作边界”的问题，需要全球安全总监办公室予以关注。
德穆兰收到了菲尔德的非正式“提醒”。她调阅了“特调组”所有的数据访问日志。
日志显示，“特调组”的数据调用严格遵守授权范围，且大量信息流入来自非正式的、加密的匿名来源。
这正是刘杰等人的贡献。
她看到了那种自下而上的、充满活力的信息涌动模式，也看到了其背后隐含的对旧有信息流通体制的“ bypass”。
这确实带来了新的风险，但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信息丰度和反应速度。
她在一次面向雅各布的单独汇报中，客观陈述了这些观察，没有倾向性结论，但提到了“新型跨部门协作模式正在自发形成，其效率与风险并存，且已开始对现有管理流程产生事实上的影响。”
雅各布听完，只是若有所思地用指尖敲了敲桌面。“一个月了，‘特调组’的实质进展如何？”
“根据简报，他们成功预测并记录到了两次微弱的、符合‘第三方’特征的能量信号波动，地点均在模型预测的高概率区域内。”
“王宇昊的行动队在其中一处发现了新的、非标准材料残留，正在分析。此外，他们整合内部匿名线索，发现了四处总部及周边区域之前未被注意到的微弱信号异常点，已加强监控。暂无直接接触或突破性发现，但追踪网络在有效收紧。”
“也就是说，他们在做事，而且方法似乎有效。”雅各布缓缓道，“至于那些‘自发形成’的模式……哈夫克需要效率，也需要控制。秦毅打开了一扇门，涌进来的不只是新鲜空气，也可能有灰尘。菲尔德担心他的权威，你担心失控的风险。而我只关心，这扇门最终通向的，是更强的哈夫克，还是更散的哈夫克。”
他看向德穆兰：“继续监督。在‘特调组’期限到达前，只要不违反核心安全条例，不对主要战线造成干扰，允许他们以这种方式运行。我要看到，这种‘静默的浪潮’，到底能产生多大能量，又能被引导向何方。”
就这样，一个月的时间，“革新派”以秦毅未曾预料、甚至未曾直接推动的方式，实现了“恐怖”的成长。
它没有旗帜，没有名册，却拥有了越来越多的“认同者”和“实践者”。
它像一种工作哲学病毒，依靠解决实际问题的吸引力和对旧弊病的天然反感，在哈夫克的肌体中默默复制、扩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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