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能效优化”联合项目组取得的初步成效,如同在平静的湖面投下了一颗得到验证的石子,其涟漪迅速扩散开来。当那份显示着数个百分点的稳定能耗下降的测试报告,经由李明副总裁亲自背书,在“前沿技术协同工作组”内部分享时,之前许多持观望甚至怀疑态度的业务部门负责人,态度发生了明显的转变。
主动找上门来寻求合作的部门多了起来。云服务部门希望探讨能否将类似的优化思想应用于虚拟机调度;边缘计算团队则对那种基于局部信息的动态适应能力表现出浓厚兴趣,认为其可能解决边缘节点资源受限且环境多变的难题;甚至连一向保守的存储产品线,也派人来咨询,这种“高效漫游”的思想是否可能启发新的数据分布和检索策略。
研究院,这个曾经被视为“烧钱”和“务虚”的部门,第一次如此广泛且具体地感受到了来自业务一线的“需求拉力”。吴锋团队一下子变得炙手可热,他们需要频繁地接待各路访客,解释核心思想,评估合作可能性。
林姝对此喜忧参半。喜的是,研究院的价值正被越来越多的人看见和需要,这为其生存和发展提供了更坚实的社会基础。忧的是,这种突如其来的“热度”,很可能打乱研究院自身的节奏,使其疲于应付各种短期需求,再次滑向被“工具化”的边缘。
她严格把控着合作的门槛,坚持“分层协同”框架。对于明确、紧迫的需求,启动“项目制”快速响应;对于有潜力但尚不成熟的方向,引导至“平台化”共建或“前沿技术沙箱”进行探索;而对于那些纯粹出于好奇或暂时无法承载的请求,则礼貌地婉拒或建议保持关注。
然而,就在研究院忙于应对这些“甜蜜的烦恼”时,一股新的暗流,正在更深处涌动。
周勉显然没有坐视研究院的影响力扩张。他不再公开质疑研究院的方向,也不再试图在规则层面进行直接的对抗。他换了策略,一种更隐蔽、也更符合他风格的策略——舆论塑造。
一篇署名“内部观察家”的长文,开始在小范围的高管社交群和内部论坛中流传。文章以一种看似客观、理性的笔调,分析了集团近期的创新格局。
文章首先高度赞扬了“探路者”小组在AI芯片和优化工具上取得的“扎实、可见、直接贡献于集团营收和竞争力”的成果,将其誉为“集团创新的中流砥柱和效率典范”。
接着,文章笔锋一转,谈及“未来探索研究院”。它承认研究院在基础理论上的“独特价值”和近期在网络优化上展现的“潜力”,但随即抛出了一系列精心设计的问题:
“然而,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基础研究的投入巨大,回报周期漫长且不确定。当集团上下都在为应对市场寒流、提升运营效率而全力以赴时,我们是否应该思考,对研究院这类机构的资源投入,其优先级和规模,是否需要更加审慎的评估?”
“研究院近期与各业务部门的合作,固然可喜,但其成果大多仍停留在‘优化’和‘辅助’层面,并未产生真正颠覆性的、能够定义新市场的核心技术。这是否意味着,其探索方向,在本质上依然难以脱离现有技术范式的窠臼?”
“更重要的是,研究院所倡导的‘自由探索’文化,以及其相对独立的运作模式,虽然保护了创造力,但这是否也导致了其与集团主流战略的某种程度的脱节?其大量的‘前瞻性’研究,有多少能够真正转化为集团未来五到十年的战略储备?”
这篇文章,没有一句直接的批评,却通过一连串的设问和对比,巧妙地营造出一种氛围:研究院有价值,但成本高昂、见效慢、且可能与主业战略脱节;而“探路者”才是更可靠、更高效、更贴近集团现实的选择。
这种论调,极其具有迷惑性,尤其容易打动那些被短期业绩压力和市场竞争搞得焦头烂额的业务负责人。很快,林姝就隐约感觉到,一些之前主动寻求合作的部门,态度似乎又变得有些暧昧和迟疑。甚至在一次非正式的高管聚餐中,有人半开玩笑地对林姝说:“林院长,你们研究院现在可是集团的‘宝贝疙瘩’,投入那么大,将来可要拿出真正改变游戏规则的东西来啊!”
这话听起来是期待,实则带着无形的压力。
林姝明白,这是周勉发动的一场新的“软战争”。他不再攻击研究院的合法性,而是开始质疑其性价比和战略契合度。这种攻击,更加难以防备,因为它触及了企业决策中最敏感的那根神经——投资回报和风险控制。
她必须做出回应,但不能是针锋相对的辩解,那会落入对方的陷阱。
她再次找到了杨哲,将那份流传的文章和自己的担忧和盘托出。
杨哲看完文章,推了推眼镜,脸上露出一丝了然的神情:“周勉这是换打法了。他从‘否定价值’转向了‘管理期望’和‘制造焦虑’。很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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