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殊人才引进的“豁免通道”被打通，如同为“未来探索研究院”这艘刚刚铺设龙骨的巨舰，卸下了第一道沉重的枷锁。林姝立刻行动，迅速完成了与吴锋以及首批三位“寰宇探索者 Fellowship”获得者的协议签署。这几位探索者，一位是那位北欧的复杂系统教授，一位是南亚的硬件专家，另一位则是一位专注于量子算法基础理论的法国数学家。
协议的墨迹未干，林姝便为他们拨付了第一笔探索基金。金额不大，但意义非凡——它代表着研究院的探索引擎，正式点火启动。
吴锋是第一个入驻研究院临时办公区的。他没有带来庞大的团队，只带了一名他最为信任的博士生。他的“生物启发计算基础理论实验室”的牌子，挂在了一个空旷的、尚未完全装修好的实验室门口。里面没有昂贵的设备，只有几台高性能计算机和白板，以及堆满了预印本论文和草稿纸的书桌。
林姝去拜访他时，他正沉浸在一堆复杂的数学符号中，白板上画满了类似神经元网络与信息论结合的奇特模型。
“林院长，”吴锋头也不抬，手指敲打着键盘，“你给我的‘超越硅基’这个问题，范围太大了。我需要一个更尖锐的切入点。”
“你有什么想法？”林姝问。
“我在想‘能效瓶颈’的终极问题。”吴锋终于转过身，眼神灼灼，“无论是硅基还是任何其他物质基础，只要还在经典物理和冯·诺依曼架构的框架内打转，能效的物理极限就难以突破。我们是否应该从更底层出发，思考是否存在一种非冯·诺依曼、甚至非图灵完备的计算范式，其本身在物理层面就是超低功耗的？”
这个想法大胆得近乎疯狂。它不是在优化现有架构，而是在质疑计算理论的基础本身。
林姝深吸一口气，压下心中的震撼，点了点头：“这就是研究院存在的意义。你需要什么支持？”
“初期不需要太多，主要是计算资源和与那几位Fellowship的理论家深度交流的机会。”吴锋说，“但我需要绝对的安静和不受打扰的时间。”
林姝答应了他。她知道，这种基础理论的突破，需要的是思想的绝对自由和时间的沉淀。她为吴锋屏蔽了所有不必要的行政干扰，让他能完全沉浸在自己的“思想实验”中。
与此同时，另外几位Fellowship探索者的工作也以各自的方式展开。北欧的教授定期发来他基于群体智能的新型网络架构的模拟进展；南亚的硬件专家开始利用研究院的渠道，小批量订购几种特殊的新型材料进行初步测试；法国的数学家则与吴锋建立了紧密的线上联系，两人就某个抽象的计算复杂度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跨洋辩论。
研究院内部，一个基于云端协作平台的“虚拟思想市场”初步搭建起来。探索者们在这里分享阅读笔记、未成形的想法、甚至是失败的尝试。讨论有时天马行空，有时针锋相对，充满了学术的纯粹与尖锐。林姝默默地观察着，偶尔参与，引导讨论，但绝不主导。她小心翼翼地呵护着这片刚刚萌芽的、脆弱的思想绿洲。
然而，龙骨虽已铺设，风帆却尚未扬起。研究院面临的最现实、也最紧迫的挑战，依然是资源。程默提供的启动资金，足以支撑初期的探索基金和小型实验室运营，但若想进行更实质性的、尤其是涉及硬件原型开发的探索，则捉襟见肘。
林姝需要为研究院争取更稳定、更充足的长期预算。这意味着，她必须再次踏入集团那套复杂而严苛的预算审批体系，而这一次，她要面对的，不再是一个几十万、几百万的“探索基金”，而是一个可能高达数亿甚至十数亿、且投资回报周期极度不确定的“战略预算”。
预算申请报告，她写得异常艰难。她不能像业务部门那样，用明确的市场规模、营收增长和投资回报率（ROI）来论证。研究院的价值，在于其探索的“可能性”，在于其对未来风险的“预警”，在于其可能带来的“范式革命”。这些概念，在财务模型中是难以量化的“幽灵”。
她尝试用更前瞻性的语言来阐述：
“本预算并非成本，而是对抗‘技术突袭’和‘产业颠覆’的战略保险费。”
“研究院的目标，不是产出下一季度的财报增长点，而是为寰宇争夺未来十年的技术定义权和产业生态位。”
她引用了业界巨头在类似基础研究上投入的巨大成功案例（如贝尔实验室、施乐PARC），也分析了因忽视基础研究而错失技术浪潮的惨痛教训。
报告提交上去，果然在集团预算委员会引发了巨大的争议。
“数亿的资金，就为了支持几个教授‘胡思乱想’？连个像样的商业计划书都没有！”
“这些方向太遥远了，就算有成果，也是十年二十年后的事情，远水不解近渴。”
“现有的研发体系已经投入巨大，为什么还要另起炉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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