磨刀石与铁器摩擦的声音，在寂静的夜里传得老远，沉稳，缓慢，带着一种宣告般的冷意。这声音刺破夏夜的虫鸣，也刺破了左邻右舍的沉默。有人悄悄关紧了窗户，有人躲在窗帘后窥探，但没有人出来说一句话。
陈满仓不在乎。他一下一下地磨着，像是在打磨自己仅剩的骨头和意志。
桂香没有睡，她坐在炕沿，就着油灯微弱的光，把一家人的衣服——尤其是招娣和土生的，一件件拿出来，仔细检查，缝补那些破口。她的动作很慢，一针一线，仿佛要把所有的力气和牵挂都缝进去。
招娣也睡不着。她悄悄爬起来，摸到灶间，从那个墙缝里，把那个破布包掏了出来。三十一块五毛。她数了一遍又一遍。然后，她抽出其中的五块钱，紧紧地攥在手心，攥得纸币都被汗浸湿。她把剩下的钱重新包好，放回原处，又把那五块钱，塞进了自己枕头底下，最深处。
她不知道这五块钱能做什么，但她觉得，必须藏起来一点。为爹，为娘，为弟弟，也为了……她自己。
第二天，天色阴沉，闷热得让人喘不过气。麦浪在风中不安地翻滚。
王德贵来了。
他不是一个人来的。身后跟着两个穿着旧制服的年轻干事，面无表情，像两尊木偶。
他站在陈满仓家的院门口，没有立刻进来，先掏出手绢擦了擦汗，然后才抬高了下巴，目光扫过磨刀的陈满仓，扫过站在屋门口、将土生护在身后的桂香和招娣。
“陈满仓，”王德贵的语气依旧是那种公式化的腔调，但今天多了几分不容置疑的强硬，“夏收在即，你的罚款，最后期限到了。今天，是来通知你，三天后，等村里开始交公粮，你必须同时把剩余罚款全部缴清。否则……”
他的目光越过陈满仓，落在那几间低矮的土坯房上。
“否则，我们将依法强制执行。搬粮，拆房。”
院子里静得可怕，只有风吹过破旧窗纸的呜咽声。
陈满仓停下了磨刀的动作。他抬起头，看着王德贵，脸上没有任何表情，既没有愤怒，也没有乞求。
“王干事，”他开口，声音像被砂纸磨过，“粮，你可以搬。房，你可以拆。”
他顿了顿，往前迈了一小步，身体依然有些佝偻，但眼神却像钉子一样钉在王德贵脸上。
“但我的老婆孩子，要活着。”
王德贵被这平静之下的狠厉慑了一下，随即恼羞成怒：“你这是什么态度！威胁国家干部吗？强制执行是政策！”
“我只要我的老婆孩子活着。”陈满仓重复了一遍，声音不高，却清晰地传进每个人耳朵里。
他身后的桂香，把颤抖的手按在了招娣肩上。招娣则死死地盯着王德贵脚上那双半旧的皮鞋，仿佛要将它盯穿。
远雷，终于滚到了屋檐下。暴雨将至。
王德贵走了，留下的话像淬了冰的钉子，楔进这个家摇摇欲坠的门楣。三天。只有三天。
院子里那“霍霍”的磨刀声停了。陈满仓把磨得寒光凛凛的柴刀靠回门后，直起身，拍了拍手上的石粉。他脸上没什么表情，只是对桂香说：“我去地里看看麦子。”
他没等桂香回应，便背着手，佝偻着脊梁，走进了那片沉甸甸的金黄里。麦穗已经黄透了，粒粒饱满，压得秆子弯下了腰。这是全家忙活了大半年的指望，是土生的口粮，是招娣来年或许能做件新衣的希望，也是桂香在砖瓦厂咬牙扛起每一块砖时，心里那点微弱的亮光。可现在，它们不再属于这个家了。
陈满仓蹲下身，粗糙的手掌抚过一串麦穗。扎手，带着生命熟透的质感。他闭上眼，深吸一口气，鼻腔里满是麦子干燥的香气，混杂着泥土被烈日曝晒后的土腥气。他记得爹娘还在时，夏收是顶顶欢喜的大事，再穷的人家，开镰那天也要吃顿好的。可现在，这丰收成了悬在头顶的铡刀。
他在地头坐了很久，直到日头偏西，才慢慢站起身。他没有回家，而是拐去了村后的自留地。那一小片菜地，是桂香和招娣闲暇时侍弄的，长着些蔫头耷脑的青菜和几垄土豆。他蹲在土豆垄边，用手扒开泥土，露出底下刚刚长成、还带着嫩皮的土豆蛋子。他抠出几个，揣进怀里，又仔细地把土埋好。
回到家，桂香正坐在灶前发呆，锅里煮着照得见人影的野菜糊糊。招娣在给土生喂水，小家伙似乎也感应到家里的低气压，不哭不闹，只是睁着乌溜溜的眼睛，看看这个，看看那个。
陈满城把怀里的土豆掏出来，放在灶台上。小小的，沾着新鲜泥土的土豆，滚了一台面。
桂香看了一眼，没说话。招娣却眼睛微微亮了一下，但又迅速黯淡下去。几个土豆，抵不了债，也挡不住王德贵。
“吃吧。”陈满仓说，声音干涩，“新鲜的，垫垫肚子。”
夜里，等招娣带着土生睡下了，陈满仓和桂香躺在炕上。月光从破了的窗纸洞里漏进来，在土炕上投下几块惨白的光斑。两人都睁着眼，听着彼此沉重而压抑的呼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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