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讯室的灯是那种冷白色的LED光源,光线直直地打在江辰的脸上,把他的轮廓照得有些生硬。他坐在审讯椅上,双手被手铐固定在扶手上,却没显出丝毫狼狈——背脊依旧挺得笔直,眼神平静地落在桌面的搪瓷杯上,仿佛面前的警察、桌上的卷宗,都与他无关。只有偶尔在提到“骨音”或“收藏品”时,他的瞳孔才会微微收缩,流露出一丝近乎狂热的光芒。
陆海合上厚厚的卷宗,指尖在封面的“江辰案”三个字上轻轻摩挲。证据链已经完整:遗体、凶器、录像带、黑市证词,足够将江辰送上法庭。但他总觉得缺了点什么——缺一个答案,一个关于“为什么”的答案。这个男人究竟是如何一步步变成恶魔的?那些藏在他心底的黑暗,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滋生的?
走出审讯室,走廊的空气带着空调的凉意。周岚正靠在窗边,手里拿着一叠心理测评量表,笔尖在纸上画着圈。她看到陆海,抬起头说:“我刚和心理科的张教授聊过,江辰的初步测评结果很典型,但要做完整的侧写,还需要更多他过去的资料。”
“我也是这么想的。”陆海点头,“去他的过去看看吧,从学校开始。”
城南第三中学坐落在老城区,校门口的香樟树已经有几十年树龄,枝繁叶茂地遮住了半个校门。陆海和小王找到江辰的高中班主任陈老师时,她正在办公室整理旧教案。陈老师今年五十六岁,头发烫成整齐的卷发,鬓角已经有些花白,看到警察证,她愣了一下,随即叹了口气:“是为江辰来的吧?我早该想到的。”
办公室的窗开着,风吹进来,带着香樟树的清香。陈老师从铁皮柜里翻出一本泛黄的班主任日志,翻开其中一页,上面贴着一张小小的一寸照片——照片里的少年穿着蓝白校服,头发剪得很短,眼神怯生生的,嘴角抿成一条直线,正是十七岁的江辰。
“这孩子刚上高中时,成绩中等,就是太安静了。”陈老师的手指轻轻拂过照片,“他总是坐在最后一排,上课的时候,要么盯着黑板发呆,要么低头在本子上画些什么。我找他谈过几次话,问他是不是有什么心事,他每次都只是摇摇头,说‘没事’。”
她顿了顿,又翻到另一页,里面夹着一张折叠整齐的处分通知,纸张边缘已经磨损,上面的字迹却还清晰:“高二(3)班学生江辰,于2015年10月12日,私自藏匿同班同学李某的发卡、王某的橡皮等物品,经批评教育后仍拒不认错,依据校规,给予记过处分。”
“当时班里一个女生的发卡丢了,那是她妈妈送的生日礼物,女生哭得很伤心。”陈老师的声音低了些,“后来有同学说,看到江辰在女生座位旁边徘徊过,我们去他的书包里找,果然找到了发卡,还有其他几个同学丢失的小物件。我问他为什么要拿别人的东西,他低着头,半天说一句‘我觉得好看,想留着’。”
陈老师当时只当是内向孩子的“怪癖”,还特意跟其他同学说,不要因此排挤江辰。现在回想起来,她才觉得那些细节里藏着不对劲:“他藏东西的方式很特别,会把发卡擦得干干净净,用纸巾包好,放在书包最里面的夹层里;橡皮上有别人的名字,他就用小刀轻轻把名字刮掉,再用砂纸磨平。那时候只觉得他细心,现在才明白,那是一种近乎偏执的‘占有’。”
离开办公室前,陈老师又找出一张毕业合影。照片里的学生们挤在一起,笑容灿烂,江辰却站在最角落的位置,身体微微侧向一边,像是刻意在避开身边的人。他的眼神空洞,望着镜头外的某个地方,仿佛整个热闹的毕业场景,都与他无关。
陆海和小王拿着照片,又找了几个江辰的高中同学。大多数人对江辰的印象已经模糊,只记得他是个“沉默的怪人”。有个叫张伟的男生,现在在附近开了家文具店,提起江辰,他皱着眉想了很久:“我跟他同桌过半个月,他特别不爱说话。有次班里几个男生拿他开玩笑,把他的课本扔到窗外,他也不生气,就默默下楼捡回来,拍掉书上的灰,继续上课。”
“还有一次,学校组织春游,大家都在玩游戏,他一个人坐在树下,捡了很多小石子,按颜色和大小分成几堆,摆得整整齐齐。”张伟补充道,“当时我们还笑他,说他像个‘整理癖’。现在想想,他是不是在找一个能自己说了算的地方?毕竟在人群里,没人会注意他。”
从学校出来,已是正午,太阳火辣辣地照在马路上。陆海坐在车里,看着那张毕业合影,心里忽然有种说不出的沉重。江辰的孤独,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而是在日复一日的忽视和排挤中,慢慢沉淀下来,变成了心底的黑洞。
下午,两人又去了城东电子市场。市场三楼的“老马录像带维修”柜台,就是江辰曾经工作过两年的地方。柜台老板马志强正蹲在地上,修理一台旧录像机,看到陆海他们,连忙站起身,拍了拍手上的灰:“你们是为江辰来的吧?前几天就有警察来问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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