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6日清晨的呼兰县，薄雾还没散尽，县局值班室的电话就像被按了开关似的，尖锐地划破了清晨的宁静。程野刚把传呼机揣进警服内袋——那上面还留着前天晚上匿名电话的留言“别再查了，再查还会死人”，就听见同事老赵在走廊里扯着嗓子喊：“程野！梁队让你赶紧去江屿家！江屿不见了！”
程野抓起桌上的勘查箱就往外跑，刚到楼下就撞见了脸色阴沉的梁铎。两人没多说话，梁铎直接把警车钥匙扔给他，“江屿妻子早上七点发现人没在家，桌上留了封信，你先看看。”程野接过折叠的信纸，指尖触到纸面时还能感觉到一点余温，显然是刚写没多久。
信上的字迹潦草得像在发抖，是江屿的笔体没错：“我没杀人，但我知道是谁干的。1984年那批报废的64式手枪，我没全熔，留了一支，藏在农具厂老车间东墙第三块砖缝里，用油布包着。别找我，找了也没用，你们抓不到我，也抓不到真凶。”
“没杀人，却藏枪？”程野把信递回去，眉头拧成了疙瘩，“他到底在怕什么？”梁铎没接话，只是猛踩油门，警车冲破薄雾往农具厂方向开。车窗外的白杨树飞快后退，程野看着江屿信上“知道是谁干的”那几个字，心里突然窜出个念头：江屿不是跑了，是被真凶逼走的——真凶手里一定有他的把柄，而那把柄，很可能就是这支没销毁的枪。
农具厂的老车间还是老样子，破玻璃在风里“哐当”作响，地上的灰尘厚得能没过鞋底。梁铎照着信里说的，蹲在东墙根，手指抠住第三块砖的缝隙，轻轻一掰，砖竟然松动了。他用镊子小心地夹出里面的东西：一块油布，层层裹得严实，打开后，一支乌黑的64式手枪躺在里面，枪管上还沾着点没擦干净的机油，和之前在农具厂车间发现的机油成分一模一样。
“立刻送技术队比对弹道。”梁铎把枪重新包好，声音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紧绷。程野蹲在砖缝旁，用手电往里照，突然发现砖缝深处还沾着点白色的粉末——是麦麸，和前几起案发现场纸条上的麦麸纹理完全一致。“梁队，你看这个。”他用镊子夹起一点麦麸，“凶手也来过这里，而且知道江屿藏枪的位置。”
梁铎的脸色更沉了。没过多久，陆衡的电话打了过来，语气急促：“梁队！弹道比对结果出来了！这支枪就是顾行家案发现场的作案工具！枪身上除了江屿的指纹，还有另一个人的指纹，但被刻意擦拭过，只留下一点残留，暂时没办法比对！”
程野站在车间中央，看着空荡荡的厂房，突然觉得这里像个巨大的陷阱——江屿藏枪，凶手知道藏枪的位置，甚至还在砖缝里留下了麦麸，像是在故意引导他们找到这支枪，又像是在挑衅：“你们找到的，不过是我想让你们看到的。”
4月7日晚上，程野和梁铎在办公室里对着满桌的线索发呆。哈尔滨那边传来消息，秦柏半年前就从装修队辞职了，没人知道他的去向，只听说他走之前跟工友借了五百块钱，说要“回呼兰办点事”。梁铎用红笔在地图上圈出秦柏可能落脚的地方，程野则翻着江屿的档案，试图从他的工作记录里找出点蛛丝马迹——江屿1984年负责销毁枪支，1985年因“弄丢沈砚案笔录”被记过，1986年突然失踪，这三年里的每一个节点，都像被一根无形的线串了起来，而线的另一头，似乎都指向“沈砚案”。
就在这时，值班室的电话又响了，这次的铃声比早上更急，老赵的声音带着颤音：“梁队……法院家属院出事了！邵廷副院长……没了！”
程野感觉心脏猛地一沉，他抓起勘查箱就往外跑，脑子里反复回响着那个匿名电话的警告。警车往法院家属院开的路上，街上的路灯已经亮了，昏黄的光映着路面的积水，像撒了一地的碎玻璃。梁铎握着方向盘的手青筋凸起，“邵廷是沈砚案的审判长，当年判沈砚死刑的就是他。”
程野的脚步顿了一下。郑钧是主办民警，顾行是复核检察官，邵廷是审判长——三个直接参与沈砚案的人，接连遇害，凶手的目标从来都不是随机的，是复仇，是冲着沈砚案来的。
邵廷家在家属院三楼，门是被撬开的，门框上还留着新鲜的划痕。客厅里一片狼藉，沙发被推倒在地，茶几上的玻璃杯碎了一地。邵廷倒在沙发旁，胸口插着一把匕首，刀柄上缠着和前两起案子一模一样的黑色电工胶带，旁边压着一张皱巴巴的毛边纸，上面用毛笔写着四个熟悉的字：“为民除害”。
“鞋印！”程野的目光立刻锁定在地板上——一枚42码的胶底鞋印，菱形防滑纹，和郑钧家、顾行家案发现场的鞋印比对，纹路完全重合。他蹲下身，用镊子轻轻拨开邵廷的袖口，一根蓝色的腈纶纤维粘在布料上，在灯光下泛着冷光——和县针织厂1985年停产的劳保服材质，一模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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