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的雾还没散，县局化验室的电话就打到了沈河的办公室。听筒里传来老周的声音，沉稳而干脆：“结果出来了，井口的人发血型，与张大山家属提供的血样一致。”
沈河捏着电话，沉默了几秒，只说了一句：“辛苦。”挂断电话，他把“张大山”三个字重重地写在黑板上，和“王建军”并排。粉笔划过板面的声音，在清晨的寂静里显得格外刺耳。
他把小刘叫进来，把消息简短交代了一下，然后说：“把两起失踪案的家属都请过来，我们一起梳理一下共同点。”
上午十点，会议室里坐满了人。刘桂花抱着孩子，眼圈还是红的；张大山的母亲低着头，手不停地绞着衣角。沈河把问题写在黑板上，一条一条地问，一条一条地记。
“你们的丈夫，是不是都因为家里急用钱，才出去找活？”
刘桂花点头：“他说砖窑日结十块，能先把孩子的药钱垫上。”张大山的母亲也点头：“家里欠着队里的口粮钱，他说去几天就回。”
“他们都是被同一个人介绍的吗？穿什么，骑什么车？”
刘桂花回想：“穿旧棉袄，蓝的，洗得发白。黑胶鞋。骑一辆二八自行车，车把缠着黑胶布。”张大山的母亲也说：“是，一样的人，一样的车。”
“他们走的时候，是不是都说去的地方很近，当晚或第二天就回？”
两个女人同时点头，眼泪在眼眶里打转。
沈河在黑板上写下三条共同点：穷、急需钱；旧棉袄、黑胶鞋、二八自行车；说去近处、当晚或次日回。他放下粉笔，语气放缓：“我们会尽快给你们一个交代。”
会后，他把小刘留在局里整理材料，自己则带着老周再次下村。他们没有直接去李存根家，而是绕到了村边，去找一个人——哑巴李大爷。
李大爷住在村头一间低矮的土坯房里，门前种着一棵老槐树。见沈河他们来了，老人有些紧张，又有些警惕。沈河从包里掏出一包茶叶，递过去，又用手势比划，示意他别害怕。
“我们想问问，上个月，你在河边，看到过什么？”沈河一边说，一边用手比划“河边”“火”“袋子”。
李大爷的眼神闪烁了一下，嘴唇动了动，却没有发出声音。他犹豫了很久，终于点了点头，然后用手指了指北洼的方向，又指了指地上的麦垛，双手比划“烧”的动作，最后用手往下一按，示意“埋了”。
沈河和老周对视了一眼，都从对方眼里看到了肯定的神色。老周把随身携带的小本子递过去，李大爷接过笔，笨拙却清楚地写下了一个日期：上月十五。
“那天下午，你看到谁在河边烧东西？”沈河继续比划。
李大爷皱着眉，用力想了想，然后在纸上画了一辆自行车，又画了一个大大的袋子，最后指了指李存根家的方向。他还指了指自己的旧棉袄，又指了指脚上的鞋，示意那个人穿的是旧棉袄和黑胶鞋。
“你能带我去你说的那个麦垛吗？”沈河问。
李大爷迟疑了一下，最后还是点了点头。他拿起靠在门边的拐杖，带着沈河和老周，沿着田埂向北洼走去。
路上风很大，吹得人睁不开眼。走到一处麦垛前，李大爷停下脚步，指了指麦垛根部，然后用手比划“埋”的动作。
沈河蹲下，开始小心地拨开麦秆。老周则在一旁用小刷子轻轻清理。没挖多久，他们就闻到了一股淡淡的焦糊味。又挖了几厘米，老周的刷子碰到了什么硬物。
“有东西。”老周压低声音。
他们用手一点一点把土拨开，露出了一堆已经烧得发黑的灰烬。灰烬里混杂着一些没烧干净的编织袋碎片，还有几颗纽扣。其中一颗纽扣上，隐约能看到“牡丹”两个字，只是已经被烧得有些变形。
“牡丹牌。”老周用镊子把纽扣夹起来，递给沈河，“张大山的衣服上，是不是这种？”
沈河想起张大山家属的描述，点了点头。除了纽扣，灰烬里还有一小块金属片，形状不规则，边缘被烧得卷了起来，像是老式手电筒的零件。
“把这些都收了。”沈河说，“回去化验。”
回到村里，沈河没有急着去找李存根，而是先去了供销社。老王看到他们，赶紧把手里的账本合上，迎了出来：“沈同志，又来啦？”
“老王，你上个月十五号，是不是见过李存根骑车载着大编织袋，往河边去？”沈河问。
老王愣了一下，随即点头：“是啊，那天我还跟他打招呼，他说去河边洗袋子。我当时就嘀咕，哪有人洗袋子要去河边的。”
“他穿什么衣服？”
“旧棉袄，蓝的，洗得发白。黑胶鞋。车是二八的，车把缠着黑胶布。”老王说得很肯定。
“你确定是十五号？”
“确定。那天我闺女过生日，我记得清楚。”
沈河心里的线索图又清晰了几分。他谢过老王，转身直奔李存根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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