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的韩国新郑,已浸透了深秋的肃杀。王宫大殿外,高大的梧桐树叶尽染金黄,却在凛冽的晨风中萧萧凋零,铺满殿前宽阔的丹墀,如同覆上一层厚重的鎏金地毯。清冷的秋阳艰难地穿透铅灰色的云层,在殿内光洁如鉴的黑曜石地砖上投下斑驳而短暂的光影。空气里弥漫着枯叶、晨霜与宫殿深处檀香混合的复杂气息,带着一丝沁骨的凉意。
韩侯高踞于王座之上,冕旒垂珠,玄衣纁裳,威严的目光扫视着阶下肃立的文武百官。他刚刚在鸣皋山门立下震动天下的洛水之誓,此刻回到权力中枢,正是要凝聚共识,将誓言化为国策。殿内气氛凝重,各派重臣皆知,今日之议,将决定韩国未来的走向。
短暂的沉寂被打破。儒家博士淳于棼,一位须发皆白、面容清癯的老者,手持玉笏,率先出班。他声音不高,却带着儒家特有的沉郁顿挫,在空旷的大殿中清晰回荡:
“君上明鉴!法家之术,刻薄寡恩,严刑峻法,以力服人。此乃治标之术,非治本之道!《诗》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治国当以德化民,以礼导行。今商君之法,唯法是尊,弃仁义如敝履,使民畏威而不怀德。长此以往,民风浇薄,上下离心,国本动摇矣!臣请君上,复周礼,崇仁义,施仁政,方为正道!” 他的话语引经据典,直指法家治国方略的核心弊端——忽视道德教化,将矛头对准了面色冷峻的商鞅。
淳于棼话音刚落,铁官司长田鸠,那位墨家弟子,便迈着坚实的步伐出列。他依旧一身粗布褐衣,身形挺拔如松,眼神锐利如工匠手中的凿子:
“淳于博士所言德化,未免空泛!治国如铸器,需有精工实料,更需兼爱之心!墨者以为,兼相爱,交相利,尚贤能,重实用!法家之术,虽有规矩绳墨,然失之过苛,不察民瘼。国家大政,非唯法条可定,更需各业专精之士,依实情,察物理,以‘专家之治’调和鼎鼐!农工医卜,百业皆有圣手,其智慧当为国所用,岂能仅凭刀笔吏与刑名之学决断万机?” 田鸠的主张,强调了兼爱包容与专业分工的重要性,试图在法家与儒家之间开辟第三条道路。
紧接着,太医令季咸,一位气质质朴却目光敏锐的中年人,也躬身进言:
“田司长所言尚贤重实,臣深以为然。然臣观天下,贤才未必尽在庙堂!乡野之间,市井之中,亦有饱学之士、能工巧匠。治国之道,首在平等!君上当效法扁鹊,不避污秽,深入乡野,方能发现真才。治理国家,亦当从田间地头、工坊市集的实践出发,而非仅凭高堂之上的玄谈空论。人人皆可为尧舜,唯在君上能否给予其施展之阶!” 季咸的言论,带着医者的务实与对民间智慧的尊重,主张不拘一格降人才,从实践中求真知。
史官韩青,掌故国史,气质沉静内敛,此刻也缓步上前,声音平稳而富有历史的厚重感:
“诸公之论,皆有所本。然以史为鉴,国之兴衰,重在得人。昔齐桓用管仲而霸,魏文用吴李而强。得人者昌,失人者亡,千古不易之理。君上欲行前所未有之变革,立万世之基业,人才储备乃根本之根本!兴教育,重培养,使韩国代有才人出,方能支撑变法,成就宏图。治国非一时一地之计,乃百年树人、薪火相传之业!” 韩青站在历史的高度,强调了人才培养对国家长远发展的极端重要性。
各方陈词,或激烈,或务实,或深远,在大殿中交织碰撞。所有人的目光,最终都投向了那位立于武将班首、一直沉默如山的法家巨擘——商鞅。他缓缓出列,步履沉稳,玄色深衣如同冰冷的铁甲,面容冷硬如霜,眼神锐利如鹰隼,扫过方才发言的众人,最后定格在王座上的韩侯身上。
商鞅的声音不高,却字字如金石坠地,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穿透力,瞬间压下了殿内所有的杂音:
“诸公高论,商鞅闻之矣。然治国安邦,非坐而论道,需脚踏实地,明辨根本!”
他目光如电,直指核心:
“法者,国之权衡也,时之准绳也! 法治之道,首在明辨:法治不诛心,诛心非法治! 人心如渊,深不可测。法只问其行,不论其心!心藏险恶而未有行迹,法不可诛;行有悖逆,纵有千般理由,法必究之!此乃法治之基石,混淆此点,则国法必乱!”
他顿了顿,气息沉凝,继续阐述其精辟的政论:
“小政在朝不在民,大政在民不在朝! 细微政务,朝廷可决;然关乎国本民生之大政,其根基在民情、在民心、在民力!朝廷法令,若不能行于闾巷,不能深入民心,不能激发民力,皆为虚文!谚云:‘争名于朝,争利于市。’ 名利场中,人心诡谲。‘一将不良,窝死千军!’ 故立法立制,其首要之义,非在颂扬人性之善,而在洞察防范人性之恶!治国之难,不在治善,而在治奸!唯有明法度,严刑赏,惩恶方能扬善!使奸邪无所遁形,良善方能安居乐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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