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遵约法 (hé zūn yuē fǎ)， 韩弊烦刑 (hán bì fán xíng)。浓缩了秦汉之际两种截然不同的治国路径：前者是萧何遵循刘邦 “约法三章” 精神，制定简约宽和的《九章律》，奠定西汉四百年基业；后者是韩非所倡导的严刑峻法，在秦朝极致推行后弊端丛生，最终成为秦二世而亡的重要推手。这两个典故并非孤立的历史符号，而是春秋战国至秦汉时期 “法治” 思想的两极实践 ——“约法” 是 “宽刑简政” 的治世选择，“烦刑” 是 “重典峻法” 的乱世逻辑。深入解析其思想渊源、实践过程、核心差异与历史影响，既能还原秦汉制度转型的复杂图景，更能窥见中国古代 “礼法结合” 治国传统的形成密码。
一、何遵约法：简约宽和的治世之选，西汉政权的合法性奠基
“何遵约法” 的核心是 “遵”—— 萧何遵循刘邦入咸阳后 “约法三章” 的政治承诺，在秦律基础上删繁就简，制定《九章律》，确立了汉初 “宽刑简政” 的治国基调。这一举措并非单纯的法律修订，而是对秦朝 “烦刑” 亡国教训的深刻反思，是刘邦集团争取民心、巩固政权的战略选择，更是中国古代法律从 “严刑峻法” 向 “宽严相济” 转型的关键节点。
1. 历史背景：秦亡汉兴的制度反思与民心争夺
秦朝统一六国后，以韩非 “严刑峻法” 思想为核心，推行 “繁法严刑而天下振” 的治国策略。秦律条目繁杂、惩罚严苛，“赭衣塞路，囹圄成市” 成为社会常态，最终引发陈胜吴广起义，强大的秦王朝仅存在十五年便土崩瓦解。
（1）刘邦 “约法三章”：乱世中的民心契约
公元前 206 年，刘邦率军攻入咸阳，面对秦朝宫室珍宝与混乱的社会秩序，采纳张良、樊哙的建议，“封秦重宝财物府库，还军霸上”，并召集关中父老豪杰，颁布着名的 “约法三章”：“与父老约，法三章耳：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余悉除去秦法。”
这一举措看似简单，却蕴含着精准的政治智慧：
否定秦律的严苛本质：“余悉除去秦法” 直接回应了关中百姓对秦律的痛恨，满足了民众对宽松治理的迫切需求；
确立核心秩序底线：“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 仅保留维护生命、财产安全的最核心条款，简约易懂、便于执行；
建立政治合法性：以 “与父老约” 的形式，将法律从秦朝的 “君主专制工具” 转变为 “军民契约”，迅速赢得关中民心。史载 “秦人大喜，争持牛羊酒食献飨军士”，为刘邦后来击败项羽、夺取天下奠定了坚实的民心基础。
（2）汉初的社会困境：亟需休养生息的制度环境
刘邦建立西汉后，面临的是 “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 的残破局面：
经济凋敝：秦末战乱导致人口锐减、土地荒芜，粮食匮乏、物价飞涨，亟需轻徭薄赋、宽刑简政以恢复生产；
民心浮动：秦朝的严刑峻法给百姓留下深重创伤，民众对新王朝的治理充满疑虑，需要稳定的法律秩序重建信任；
制度空白：“约法三章” 虽赢得民心，但过于简约，无法应对国家治理中的复杂问题（如户籍管理、赋税征收、官吏职责等），亟需制定系统的法律制度。
在这一背景下，刘邦任命萧何为丞相，命其 “捃摭秦法，取其宜于时者，作律九章”，既延续 “约法三章” 的宽和精神，又弥补制度空白，成为汉初治国的必然选择。
2. 实践过程：从 “约法三章” 到《九章律》的制度演进
“何遵约法” 并非对秦律的全盘否定，而是 “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的创造性转化，其过程分为两个阶段，体现了 “应时便民” 的立法原则：
（1）第一阶段：坚守 “约法” 精神，清理秦律苛政
萧何首先对秦律进行全面梳理，剔除其中最严苛、最不合时宜的条款：
废除连坐法：秦律规定 “一人犯罪，株连三族”，萧何果断废除这一制度，仅惩罚犯罪者本人，减少无辜者受害；
减轻刑罚强度：秦律对轻罪处以重刑（如 “盗采人桑叶，臧（赃）不盈一钱，耐为隶臣”），萧何调整刑罚梯度，使罪刑相当，减少肉刑、死刑的适用；
简化法律程序：秦律诉讼程序繁杂，百姓动辄因 “违法程序” 获罪，萧何简化诉讼流程，降低民众守法成本。
这一阶段的核心是 “减负”，通过清理苛政，延续 “约法三章” 的宽和基调，稳定社会秩序、安抚民心。
（2）第二阶段：制定《九章律》，构建系统法律体系
在清理秦律的基础上，萧何参考秦律的篇章结构，结合汉初治国需求，制定了《九章律》。这部法律共九篇，是中国古代第一部系统的成文法典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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