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途灭虢 (jiǎ tú miè guó)， 践土会盟 (jiàn tǔ huì méng)。两个典故，精准串联起春秋中期晋国企图霸权的关键两步：前者是晋献公时期，以 “借道” 为伪装的谋略型兼并，为晋国扩张奠定领土根基；后者是晋文公时期，以 “尊王” 为旗帜的霸权型会盟，使晋国成为中原秩序的主导者。这两个事件相隔仅四十年，却完整呈现了晋国企图霸权从 “实力积累” 到 “合法性确立” 的进阶逻辑，背后暗藏着春秋时期礼乐崩坏下，“诡诈谋略” 与 “霸权秩序” 的共生、“实力扩张” 与 “政治认同” 的互补。深入解析其历史背景、过程细节、战略逻辑与深远影响，既能还原春秋时期大国博弈的复杂图景，更能窥见早期华夏国家从 “宗法分封” 向 “霸权主导” 转型的核心密码。
一、假途灭虢：谋略驱动的兼并战争，晋国东进的战略奠基
“假途灭虢”（jiǎ tú miè guó）的核心是 “假途”—— 以借道通行为借口，实则实施 “一石二鸟” 的兼并计划，最终消灭虢国与虞国。这一事件并非孤立的军事行动，而是晋献公时期 “并国拓疆” 战略的关键一环，是春秋时期战争形态从 “礼义之兵” 向 “诡诈之兵” 转变的标志性事件，更奠定了晋国东进中原、图谋霸权的地理基础。
1. 事件背景：晋国内部整合与外部扩张需求
春秋初期，晋国虽为周王室同姓诸侯国，占据山西南部的核心区域，但发展受限：内部公族势力盘根错节，争夺君位的内乱频发；外部则被周边小国与戎狄部落包围，东进中原的通道被虢国、虞国阻断。直到晋献公即位（公元前 676 年 - 公元前 651 年），晋国才迎来转折。
（1）晋献公的内部改革：强化君权，积蓄实力
晋献公即位后，首要任务是解决内部动荡。他通过 “尽杀诸公子” 的手段，彻底铲除了公族中争夺君位的势力，打破了 “公族共治” 的传统，将权力集中于国君手中。此后，他推行一系列改革：
经济上，鼓励农业生产，整顿井田制，提高粮食产量，为军事扩张提供后勤保障；
军事上，扩编军队，将原来的一军扩充为二军（后增至三军），建立起一支战斗力强悍的常备军；
用人上，打破 “亲亲尊尊” 的宗法原则，重用异姓贵族（如荀息、里克等），这些人才成为他推行扩张战略的核心智囊。
通过内部改革，晋国国力显着提升，具备了对外扩张的实力，而东进中原成为其必然选择 —— 中原地区是当时华夏文明的核心区域，占据中原不仅能获得丰富的资源，更能获得 “正统” 的政治地位，为后续图谋霸权铺路。
（2）虢、虞二国的战略位置：晋国东进的 “绊脚石”
虢国与虞国地处晋国东部（今山西南部与河南西部交界处），是晋国东进中原的必经之路，地理位置极具战略价值：
虢国（分为东虢、西虢，此处为西虢，都城在上阳，今河南三门峡市）：占据崤函古道的咽喉地带，控制着黄河渡口，是晋国通往中原的门户。虢国不仅地理位置关键，还与周王室关系密切，经常以 “王室卿士” 的身份干预诸侯事务，曾多次联合其他诸侯攻打晋国，是晋国东进的直接障碍。
虞国（都城在虞，今山西平陆县）：位于虢国北侧，与虢国接壤，两国山水相连、唇齿相依，形成天然的防御同盟。虞国虽国力较弱，但地理位置重要，若晋国攻打虢国，虞国若出兵援助，晋国将腹背受敌；若能争取虞国的支持，甚至借道虞国，攻打虢国便事半功倍。
因此，消灭虢、虞二国，打通东进通道，成为晋献公扩张战略的核心目标。而 “假途灭虢” 的谋略，正是在这一背景下由大臣荀息提出的。
2. 事件过程：“借道” 的谋略设计与分步实施
“假途灭虢” 的精髓在于 “瞒天过海”，通过利益诱惑、外交欺诈，让虞国国君主动打开国门，最终实现 “灭虢并虞” 的双重目标。整个过程分为两步，环环相扣、步步为营：
（1）第一次借道：试探与铺垫，麻痹虞国
晋献公首先召集大臣商议攻打虢国的方案，荀息提出：“请以垂棘之璧与屈产之乘，假道于虞以伐虢。” 垂棘之璧是晋国的国宝，屈产之乘是晋国出产的良马，都是虞国国君梦寐以求的珍宝。荀息的逻辑是：虞国国君贪婪，必然会被珍宝诱惑，同意借道；而虢国与虞国虽为同盟，但虢国此前曾得罪虞国（虢国国君多次向虞国索要财物，且干涉虞国内政），两国关系存在裂痕，虞国大概率不会援助虢国。
晋献公起初顾虑：“垂棘之璧，吾先君之宝也；屈产之乘，寡人之骏也。若受吾币而不借吾道，将奈何？” 荀息回应：“不然。彼不借吾道，必不敢受吾币；受吾币而借吾道，是我取之中途而寄之于虞也。” 意思是，若虞国不借道，必然不敢接受珍宝；若接受珍宝并借道，那么这些珍宝只是暂时存放在虞国，最终会随着虞国的灭亡而收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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