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重之术”：市场调控与诸侯经济制衡
管仲首创 “轻重理论”，通过国家干预物价、调控物资，稳定国内市场，同时削弱诸侯经济。例如，通过大量收购诸侯粮食，迫使缺粮国家依附齐国；利用 “楚有汝汉之金，齐有渠展之盐”（《管子?轻重甲》）的资源差异，以盐换楚金，削弱楚国经济实力。这种 “经济战” 思维，让齐国在不发动战争的情况下，初步实现对诸侯的经济控制。
2. 军事改革：“作内政而寄军令”—— 兵民合一的军事体系
西周军事制度以 “国人当兵，野人不当兵” 为基础，兵力有限且战斗力弱。管仲改革军事，核心是 “兵民合一”，将居民组织与军事编制绑定：
基层编制：从 “家” 到 “军” 的垂直管理
推行 “五家为轨，轨为之长；十轨为里，里有司；四里为连，连为之长；十连为乡，乡有良人”（《国语?齐语》）的行政编制，同时对应军事编制：“五家为轨，故五人为伍，轨长帅之；十轨为里，故五十人为小戎，里有司帅之；四里为连，故二百人为卒，连长帅之；十连为乡，故二千人为旅，乡良人帅之；五乡一帅，故万人为一军”。全国共设三军（中军、左军、右军），由齐桓公、国子、高子分别统领，总兵力达 3 万人，远超其他诸侯（如鲁国常备军仅万人）。
军事训练：日常化与专业化
规定 “春以搜振旅，秋以狝治兵”（《国语?齐语》），即春季狩猎时训练军队集结，秋季狩猎时演练战术，将军事训练融入日常生产。同时，对士兵进行专业化分工，“择其贤者而用之”，选拔勇力之士为 “士”，配备精良武器（如铁剑、强弓），组建精锐部队。改革后，齐军 “疾如锥矢，战如雷电，解如风雨”（《管子?七法》），战斗力大幅提升。
3. 政治改革：“叁其国而伍其鄙”—— 中央集权的初步尝试
为强化君主集权，管仲将齐国分为 “国”（都城及周边）与 “鄙”（乡村地区），推行不同治理模式：
“叁其国”：都城的专业化管理
将都城分为 21 乡，其中 6 乡为工乡（手工业者）、6 乡为商乡（商人）、9 乡为士乡（士人，即士兵来源），分别由专人管理，实现 “士农工商四民分业”，避免职业混乱。同时，设立 “三官”（大司徒、大司马、大司空）分管民政、军事、工程，强化中央对都城的控制。
“伍其鄙”：乡村的层级治理
将乡村分为 5 属，每属设大夫，属下设县、乡、卒、邑，形成 “属 - 县 - 乡 - 卒 - 邑” 的五级管理体系，由国君直接任命官吏，打破贵族对乡村的世袭控制，加强中央集权。
管仲改革的本质，是将齐国从 “贵族政治” 转向 “君主集权下的务实治国”，通过经济、军事、政治的系统性变革，使齐国成为春秋初期的 “超级大国”，为 “桓公匡合，济弱扶倾” 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国力支撑。
三、“桓公匡合”：诸侯会盟与中原秩序重建 —— 霸主政治的实践形态
“匡合” 的核心是 “合诸侯以匡天下”，即齐桓公以 “尊王攘夷” 为旗号，通过会盟形式，联合中原诸侯制定共同规则、解决争端，重建周王室衰落后的中原政治秩序。从公元前 681 年 “北杏会盟” 到公元前 651 年 “葵丘会盟”，齐桓公共主持或参与会盟 15 次，其中四次关键会盟，标志着 “匡合” 实践的逐步成熟。
1. 北杏会盟（前 681 年）：“匡合” 的首次尝试
北杏会盟是齐桓公称霸的起点，起因是宋国发生内乱（宋闵公被杀，公子御说即位为宋桓公），齐桓公以 “平定宋乱” 为由，邀请宋、陈、蔡、邾四国诸侯在齐国北杏（今山东东阿）会盟。此次会盟规模虽小（遂国拒绝参会，后被齐国灭亡），但具有里程碑意义：
首次以 “诸侯之长” 而非 “周王代表” 的身份召集会盟，确立了 “霸主召集会盟” 的新模式；
提出 “无障谷，无贮粟，无易树子，无以妾为妻”（《公羊传?僖公四年》）的初步规则，旨在规范诸侯行为，避免内乱与冲突；
以武力威慑（灭遂国）强化会盟权威，证明 “匡合” 并非单纯的外交协商，而是以国力为后盾的秩序构建。
2. 鄄地会盟（前 680 年、前 679 年）：霸业的正式确立
北杏会盟后，宋国反悔退出，齐桓公联合陈、蔡两国伐宋，迫使宋国求和。公元前 680 年，齐桓公在鄄地（今山东鄄城）召集宋、陈、蔡、卫四国会盟，宋国正式归附；公元前 679 年，齐桓公再次在鄄地会盟诸侯，此次会盟有鲁、宋、卫、陈、郑等国参与，周王室派大夫单伯出席，标志着周王室正式承认齐桓公的 “霸主” 地位，“齐桓公始霸”（《史记?齐太公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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