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末期至战国，世卿世禄制逐渐瓦解，“军功授禄” 兴起。各国君主为富国强兵，打破世袭制，以军功授予爵位与俸禄，如秦国商鞅变法规定 “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爵位与俸禄随军功变动，不再世袭。但此时仍有部分贵族保留世袭特权，“世禄” 呈现 “世袭与军功并存” 的过渡特征。
2. 秦汉：军功授禄向门阀世禄的转型
秦汉时期，中央集权制度确立，“世禄” 制度呈现 “军功主导、世袭为辅” 的格局。秦统一后，推行二十等爵制，以军功授爵，高爵者可获食邑与俸禄，但爵位多为非世袭；汉高祖刘邦称帝后，大封功臣，既有 “世袭列侯”（如萧何封酂侯，世代承袭），也有 “彻侯”（后避汉武帝讳改为 “列侯”）的非世袭俸禄，形成 “世袭特权与临时俸禄并存” 的状态。
汉武帝时期，通过 “推恩令” 削弱诸侯世袭特权，“世禄” 范围缩小，仅少数功臣世家（如卫青、霍去病家族）可世袭爵位与俸禄。东汉后期，察举制逐渐被门阀士族垄断，“累世公卿” 现象出现 —— 如弘农杨氏四世三公、汝南袁氏四世五公，士族通过世袭的政治地位获取稳定俸禄与封地收益，“世禄” 开始向门阀专属特权转型。
3. 魏晋南北朝：门阀世禄制的鼎盛与固化
《千字文》编纂的梁代，正处于魏晋南北朝门阀政治的黄金时代，“世禄” 制度彻底固化为门阀士族的专属特权。此时的 “世禄” 以 “九品中正制” 为支撑：中正官由士族担任，评定人才以 “门第” 为核心，士族子弟无论才能，均可凭借门第获得高品官阶，进而承袭爵位、俸禄与封地。
梁代的 “世禄” 涵盖三重收益：一是 “俸禄”，一品官月俸万钱，远超庶民年收入；二是 “食邑”，开国公、侯可世袭数县食邑，收取封地赋税；三是 “荫庇”，士族可荫庇宗族、佃客，免除其赋税徭役，这些依附人口成为士族的私人财富来源。如琅琊王氏、陈郡谢氏等顶级门阀，世代承袭司徒、司空等高位，俸禄与食邑积累的财富足以支撑 “侈富” 的生活，“世禄侈富” 成为当时门阀的普遍状态。
4. 隋唐以后：科举制冲击下的世禄制衰落
隋唐时期，科举制创立并完善，打破了门阀士族对仕途的垄断，“世禄” 制度逐渐衰落。唐代虽保留部分世袭爵位（如亲王、国公），但多数官员需通过科举入仕，俸禄随官阶变动而非世袭；宋代进一步强化科举制，“取士不问家世”，世禄仅局限于皇室宗室与少数功臣后裔；明清时期，世袭特权大幅缩减，仅宗室、藩王可世袭爵位，官员俸禄均为非世袭，“世禄” 彻底退出主流官僚体系，成为历史遗迹。
（二）“车驾肥轻”：等级化车马制度的从 “简” 到 “奢” 演变
1. 先秦：车马制度的雏形与等级分化
“车驾肥轻” 的制度源头可追溯至先秦的车马礼制。周代是车马制度的奠基期，《周礼?春官?巾车》明确规定 “王之五路：玉路、金路、象路、革路、木路”，分别用于祭祀、朝会、田猎等不同场合；诸侯、卿大夫的车马也有严格规格限制 —— 天子用六马驾车（即 “六驭”），诸侯用四马，卿大夫用四马，士用两马，马匹的肥瘦、车辆的材质成为等级区分的关键。
春秋时期，车马制度进一步细化，“肥马轻车” 成为卿大夫的专属出行标准。如《左传?哀公二十七年》载 “越子以三军潜涉，使范蠡、后庸帅师，沿海溯淮，以绝吴路。吴子闻之，帅其众以走，冬，十一月，丁卯，越灭吴”，吴王出行时用四匹肥马驾车，车辆以青铜装饰，体现诸侯等级；卿大夫的车辆虽无青铜装饰，但马匹同样肥壮，车辆轻便，与 “车驾肥轻” 的描述高度契合。
2. 秦汉：车马制度的定型与特权化
秦汉时期，车马制度正式定型，与官阶、爵位严格绑定，“车驾肥轻” 成为顶级官僚的专属规制。秦统一后，参照周代礼制，制定了详细的车马等级标准：帝王用六马驾车（玉辂），车舆装饰金玉；三公、列侯用四马驾车（高车），车舆装饰彩绘；九卿用四马驾车，装饰相对简朴；中低级官员用两马驾车，车辆无装饰。
汉代延续并完善了秦代制度，“肥轻” 的规格进一步明确：顶级官僚的驾车马匹需以粟米喂养，体态肥壮，毛色统一（多为白马）；车辆以优质梓木打造，车轮镶铜箍，车舆铺锦绣坐垫，行驶时平稳轻快，区别于普通官员的 “瘦马笨车”。如《汉书?霍光传》载 “光薨，上及皇太后亲临光丧…… 发材官轻车北军五校士，军陈至茂陵，以送其葬”，霍光作为大司马、大将军，其丧葬所用 “轻车” 即符合 “肥轻” 标准，彰显顶级官僚的等级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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