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进一步扩展了 “孝” 的维度，提出 “孝有三：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孟子?离娄上》）。这里的 “三孝”，通常解释为 “大孝尊亲，其次弗辱，其下能养”（《礼记?祭义》）：“尊亲” 是 “竭力” 的最高层次 —— 通过自身的道德修养与社会成就，让父母获得尊重；“弗辱” 是 “竭力” 的中间层次 —— 不做违法乱纪之事，不让父母蒙羞；“能养” 是 “竭力” 的基础层次 —— 保障父母的物质生活。三者共同构成 “竭力尽孝” 的完整体系，且层层递进，体现了 “孝” 与 “个体价值实现” 的结合。
尤为重要的是，先秦儒家的 “孝” 包含 “谏亲以道” 的理性原则，反对 “盲从”。《孝经?谏诤章》明确：“父有争子，则身不陷于不义。故当不义，则子不可以不争于父，臣不可以不争于君。”—— 若父母有过错，子女需 “竭力” 劝谏，而非一味顺从，这才是真正的 “孝”。如舜面对父亲瞽叟与弟弟象的多次加害，既未反抗，也未盲从，而是通过 “竭力尽孝” 感化家人，最终 “孝感天地”，成为 “孝” 的典范。这种 “理性孝观”，是 “孝当竭力” 的原始内核。
2. 汉唐：“孝” 的政治化 —— 从 “家庭伦理” 到 “治国工具”
汉唐时期，随着 “家国同构” 政治体制的建立，“孝” 从单纯的家庭伦理，上升为 “治国理政的工具”，“竭力尽孝” 被赋予了更强的 “义务性” 与 “政治性”。
西汉董仲舒提出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构建 “三纲五常” 伦理体系，其中 “父为子纲” 将 “孝” 转化为单向的 “子对父的绝对服从”。此时的 “孝当竭力”，不再是先秦时期的 “双向责任”，而是 “子必须无条件为父尽孝”—— 哪怕父亲有错，也需 “曲从”，否则便是 “不孝”。汉武帝推行 “举孝廉” 制度，将 “孝” 与 “仕途” 直接挂钩：若能 “竭力尽孝”（如 “丁忧” 守制三年、“割股疗亲” 等极端行为），便可被推举为官。这一制度刺激了 “形式化孝行” 的出现，如东汉郭巨 “埋儿奉母”（为节省粮食供养母亲，欲埋掉儿子），虽被后世列为 “二十四孝” 之一，却违背了 “仁” 的本质，成为 “竭力尽孝” 异化的开端。
唐代进一步强化 “孝” 的法律地位，《唐律疏议》将 “不孝” 列为 “十恶不赦” 之罪 ——“告言、诅詈祖父母父母”“祖父母父母在，别籍异财”“居父母丧，身自嫁娶” 等行为，均属 “不孝”，需处以重刑。此时的 “孝当竭力”，已从 “道德义务” 上升为 “法律责任”：子女不仅要 “竭力供养” 父母，还要 “竭力服从” 父母的意志，甚至需以 “牺牲个人利益”（如婚姻、财产、仕途）为代价。如唐代诗人孟郊《游子吟》中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便生动体现了此时 “孝” 的 “感恩与义务交织” 的特质 —— 子女对父母的 “竭力回报”，被视为天经地义的责任。
3. 宋明：“孝” 的哲学化 —— 理学框架下的 “心性之孝”
宋明理学的兴起，将 “孝” 从 “行为规范” 提升到 “心性本体” 的高度，“孝当竭力” 的核心从 “外在实践” 转向 “内在心性”，强调 “尽心” 即 “尽性”。
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中解释 “事父母，能竭其力” 时指出：“竭其力者，无偷惰之心，尽己之所能为也。”——“竭力” 的本质不是 “做多少事”，而是 “是否有偷惰之心”，即 “心性是否纯粹”。王阳明则从 “心学” 角度进一步阐释：“孝者，良知之发用也。良知发而为孝，便须竭力行之，方是致良知。”——“孝” 是 “良知” 的自然流露，“竭力尽孝” 就是 “致良知” 的过程，是个体实现 “心性完善” 的必经之路。
这种 “心性之孝”，一方面强化了 “孝” 的精神内涵 —— 如明代《二十四孝》中 “黄香温席”（年幼时为父亲暖被窝）、“陆绩怀橘”（为母亲藏橘子），虽行为微小，却因 “心性纯粹” 被视为 “竭力尽孝” 的典范；另一方面也进一步加剧了 “孝” 的绝对化 —— 如朱熹提出 “天下无不是的父母”，将父母的权威推向极致，子女的 “竭力” 不仅是 “行为上的服从”，更是 “心性上的无违”，这为 “愚孝” 提供了哲学依据。
三、“忠则尽命”：传统忠观的辩证演变与精神内核
“忠” 是儒家伦理的 “延伸”，从先秦时期的 “广义尽心”，到后世的 “君臣专属”，再到现代的 “责任泛化”，“忠则尽命” 的内涵始终与 “公共领域的责任担当” 紧密相关。其核心并非 “盲目牺牲”，而是 “在合理前提下，对责任的极致践行”—— 这一 “合理性”，正是传统忠观的辩证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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