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明清时期：“实学” 与 “践行” 的回归
明代王阳明提出 “知行合一”，将 “景行” 与 “克念” 的辩证关系推向极致。他在《传习录》中说：“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圣学只一个功夫，知行不可分作两事”——“克念”（知）与 “景行”（行）是同一功夫的两面，没有 “知” 的 “行” 是盲行，没有 “行” 的 “知” 是空想，这正是对 “景行维贤，克念作圣” 的深刻诠释。
清代实学兴起，顾炎武、王夫之等学者反对宋明理学的 “空谈心性”，强调 “景行” 的实践性。王夫之在《张子正蒙注?太和篇》中说：“知行者，致知力行之谓也。致知者，知止也；力行者，守中也。知止而后能守中，守中而后能致知”——“克念”（致知）的目的是 “知止”（明确道德目标），“景行”（力行）的核心是 “守中”（践行道德规范），两者最终都要落到 “实事实功” 上，使 “景行维贤，克念作圣” 从 “书斋功夫” 转向 “社会实践”。
五、文化映现：浸润传统社会的精神基因
“景行维贤，克念作圣” 不仅是思想史的命题，更深度融入传统社会的方方面面，成为中国人的精神基因。从蒙学教育到伦理实践，从文学艺术到社会治理，这八字思想无处不在，塑造了传统中国的文化品格。
1. 蒙学教育：道德启蒙的 “第一课”
《千字文》自唐代起成为蒙学教材，“景行维贤，克念作圣” 则是孩童道德启蒙的核心内容。古代蒙学教育有 “识字与立德并重” 的传统，孩童在背诵 “景行维贤” 时，先生会讲解 “贤人的故事”（如颜回安贫、子路尚义），让 “效仿贤德” 成为直观的认知；在讲解 “克念作圣” 时，会教孩童 “自省” 的方法（如 “每日三省”），让 “坚守正念” 成为日常习惯。
这种启蒙的影响是深远的：它让 “贤圣” 不再是遥远的符号，而是每个人可追求的目标；让 “修身” 不再是成人的责任，而是从小养成的习惯。正如清代《千字文释义》序言所说：“《千字文》非仅识字之书，乃立德之基也。‘景行维贤，克念作圣’二句，实乃童蒙立身之要，终身奉行之准”。
2. 伦理实践：君子人格的 “行为准则”
在传统社会，“景行维贤，克念作圣” 是君子人格的核心准则。对于士大夫而言，“景行” 表现为 “以圣贤为榜样，践行儒家之道”，如范仲淹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正是 “景行维贤” 的实践；“克念” 表现为 “坚守初心，不被私欲诱惑”，如文天祥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正是 “克念作圣” 的写照。
对于普通百姓而言，“景行” 表现为 “效仿身边的贤人”（如乡绅、长者），践行 “孝、悌、忠、信” 等基本道德；“克念” 表现为 “克制私欲，坚守本分”，如《朱子家训》中 “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正是 “克念” 在日常生活中的体现。这种 “自上而下” 的伦理实践，构建了传统社会的道德秩序。
3. 文学艺术：贤圣形象的 “审美表达”
“景行维贤，克念作圣” 的思想也渗透在文学艺术中，成为重要的创作主题。在文学方面，古诗文中多有对贤圣的赞颂，如杜甫《咏怀古迹五首》之五 “诸葛大名垂宇宙，宗臣遗像肃清高”，以诸葛亮为 “贤” 的典范，表达 “景行” 之志；苏轼《赤壁赋》“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则通过 “自省” 表达 “克念” 之心。
在艺术方面，传统绘画中有大量 “圣贤图”（如《孔子行教图》《尧舜禅让图》），这些图像并非单纯的肖像画，而是 “景行维贤” 的视觉载体 —— 人们通过观看圣贤图像，激发效仿之心；书法作品中，《千字文》是历代书法家的必写内容，如智永《真草千字文》、怀素《小草千字文》，书法的 “气韵” 与文字的 “义理” 结合，使 “景行维贤，克念作圣” 的思想通过笔墨传递给后人。
六、当代回响：古今贯通的修身智慧
在现代社会，“景行维贤，克念作圣” 并未过时，反而因其 “内外兼修” 的特质，成为应对当代社会问题的重要智慧。从个人修身到社会治理，从文化传承到道德建设，这八字思想仍能提供深刻的启示。
1. 个人层面：应对浮躁的 “心灵药方”
现代社会的功利化、快节奏，导致许多人陷入 “焦虑”“浮躁” 的困境：追求短期利益而忽视长期价值，注重外在标签而忽视内在修养。“景行维贤，克念作圣” 恰恰提供了一剂 “心灵药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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