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武帝编纂《千字文》时，将 “坐朝问道，垂拱平章”“爱育黎首” 置于 “率宾归王” 之前，正是遵循这一逻辑：君主先 “问道”（学习治国之道）、“爱育百姓”（推行仁政），具备了 “德行”，才能实现 “率宾归王”。
教化优先：“以德服人” 的路径
儒家反对以武力强迫 “归附”，主张通过 “教化” 让远方族群主动认同。《礼记?王制》中记载：“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 即治理远方族群时，应保留其习俗，只通过 “教化”（如传播儒家礼仪、伦理）统一其思想，通过 “政治”（如统一制度、法律）规范其行为。这种 “教化优先” 的策略，是 “率宾归王” 的关键 —— 让 “遐方” 族群在文化上认同 “王”，而非在武力上屈服于 “王”。
典型案例如北魏孝文帝改革（471—499 年）：孝文帝为实现 “遐迩一体”，推行汉化政策 —— 迁都洛阳、穿汉服、说汉话、改汉姓（如将 “拓跋” 改为 “元”）、与汉族士族通婚，同时尊崇儒家文化，设立太学讲授《五经》。这些改革并非通过武力强迫，而是通过 “教化” 让鲜卑族认同中原文化，最终实现 “胡汉一体”，为后来隋朝统一奠定了基础。
天下为公：“王” 是 “公共利益” 的代表
儒家语境中的 “王”，并非 “个人权力” 的象征，而是 “天下公共利益” 的代表。《尚书?大禹谟》中 “四海困穷，天禄永终”，即君主若不能为天下人谋福利，就会失去天命；《孟子?离娄下》中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更是明确将 “民” 置于 “君” 之上。因此，“率宾归王” 中的 “王”，必须是 “为民谋利” 的君主 —— 只有当 “王” 代表天下人的利益时，才能让 “遐迩” 之人主动归附。
唐太宗李世民（598—649 年）正是践行这一理念的典范：他即位后推行 “轻徭薄赋”“任人唯贤”“虚心纳谏” 的政策，重视民生，同时对周边族群采取 “怀柔” 政策（如封突厥贵族为官员、与吐蕃和亲）。他曾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资治通鉴?唐纪十四》），这种 “华夷一体” 的思想，让唐朝成为周边族群共同认同的 “天可汗”（天下共主），实现了 “率宾归王” 的鼎盛局面 —— 突厥、吐蕃、回鹘等族群纷纷归附，长安成为国际性大都会，形成 “万国来朝” 的盛况。
四、实践维度：历史上 “遐迩一体” 的治理智慧与案例
“遐迩一体，率宾归王” 并非停留在典籍中的理想，而是中国古代多位君主的治国实践目标。从周朝到清朝，不同朝代基于自身的政治环境，发展出不同的 “遐迩一体” 治理模式，这些模式既体现了儒家思想的传承，也展现了古代政治智慧的灵活性。
（一）周朝：分封制与礼乐制度 ——“文化认同型” 一体
周朝（前 1046— 前 256 年）是中国历史上首个系统实践 “遐迩一体” 的朝代，其核心策略是 “分封制 + 礼乐制度”：
分封制：空间上的 “一体” 架构
周天子将王畿（今陕西、河南一带，即 “迩”）之外的土地分封给王室子弟、功臣与古代帝王后裔（如封周公旦于鲁、姜子牙于齐、舜的后裔于陈），诸侯需承担 “镇守疆土、随从作战、交纳贡赋、朝觐述职” 的义务。这种制度将 “遐方” 土地纳入周天子的统治体系，形成 “天子 — 诸侯 — 卿大夫 — 士” 的层级结构，实现了 “疆域上的遐迩一体”。
对于更远方的 “蛮夷”（如南方的楚、东方的夷），周朝采用 “朝贡制度”—— 允许其保留自治权，只需定期向周天子进贡（如楚国进贡 “苞茅” 用于祭祀），即可被纳入 “天下” 体系，避免了武力征服带来的冲突。
礼乐制度：伦理上的 “一体” 纽带
周朝通过制定 “礼”（如吉礼、凶礼、军礼、宾礼、嘉礼）与 “乐”（如《诗经》中的雅乐），构建了统一的文化伦理体系。诸侯与 “蛮夷” 在朝觐周天子、祭祀、会盟时，需遵循统一的礼仪，这种 “礼仪认同” 逐渐转化为 “文化认同”。例如，楚国最初被视为 “蛮夷”（《史记?楚世家》记载 “楚伐随。随曰：‘我无罪。’楚曰：‘我蛮夷也’”），但通过学习周礼，逐渐融入中原文化，到春秋时期已成为 “霸主” 之一，主动参与 “尊王攘夷”，实现了 “伦理上的遐迩一体”。
周朝的实践证明，“遐迩一体” 无需通过武力征服，只需通过 “分封” 构建政治架构，通过 “礼乐” 构建文化认同，即可实现 “天下一统”。这种 “文化认同型” 一体模式，成为后世儒家治国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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