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率宾归王” 四字，易被误解为 “所有宾客都归附王者”，实则需结合典籍语境重构语义：
率（shuài）：此处非 “率领” 之意，而是副词 “皆、都”（《说文解字》“率，捕鸟毕也”，引申为 “全部、一概”），如《诗经?小雅?北山》“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其中 “率土” 即 “全天下”，与 “率宾” 的 “率” 语义一致。
宾（bīn）：非 “宾客”，而是 “服从、归顺” 的通假或引申义。《说文解字》“宾，所敬也”，本义为 “宾客”，但在政治语境中，“宾” 常指 “归附的诸侯或族群”（如《尚书?尧典》“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 中的 “万邦”，即 “宾” 的范畴），后引申为 “服从者”。清代学者段玉裁在《说文解字注》中指出，“宾” 在 “率宾归王” 中 “非宾客之谓，乃‘宾服’之谓”，即 “主动归附、臣服”。
归王（guī wáng）：“归” 本义为 “女子出嫁”（《说文解字》“归，女嫁也”），引申为 “归附、归向”；“王” 此处非单纯指 “君主”，而是 “王道” 的象征 —— 即符合儒家伦理的君主与政权。因此，“归王” 并非 “归附某个具体的君主”，而是 “归向推行王道的政权”，是对 “德治” 的认同，而非对 “权力” 的屈服。
综上，“遐迩一体，率宾归王” 的字面含义可重构为：“无论是远方的疆域还是近处的王畿，都构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政治与伦理共同体；天下所有族群与诸侯，都主动归附推行王道的君主与政权。” 这一表述，既是对古代理想政治秩序的描摹，也是对儒家 “大一统” 与 “王道” 思想的凝练。
二、历史语境：南北朝乱世中的 “天下归一” 理想
任何思想的产生，都离不开特定的历史土壤。“遐迩一体，率宾归王” 被纳入《千字文》，与南北朝时期的政治局势、社会需求密切相关。要理解其深层动机，需先还原周兴嗣编纂《千字文》时的历史背景 —— 一个分裂、动荡却又渴望统一的时代。
（一）南北朝的分裂格局：“遐迩分裂” 的现实困境
南北朝（420—589 年）是中国历史上继春秋战国、魏晋之后的又一个大分裂时期，其分裂程度远超此前：
政权对峙：南方先后经历宋、齐、梁、陈四朝，均以建康（今南京）为都城，疆域局限于长江流域及以南；北方则由鲜卑族建立的北魏统一，后分裂为东魏、西魏，再演变为北齐、北周，长期与南朝对峙。这种 “南北分裂” 持续近 200 年，形成 “遐迩隔绝” 的局面 —— 南朝视北方为 “胡虏”，北方视南朝为 “岛夷”，政治上互不承认，文化上相互排斥，经济上往来断绝。
族群冲突：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如北魏、北齐）推行 “胡汉分治”，鲜卑贵族与汉族士族矛盾尖锐；南方虽以汉族政权为主，但内部士族与寒门、中央与地方的冲突不断（如南朝宋的 “宗室内乱”、齐的 “萧鸾篡位”）。“戎羌” 等边疆族群或依附北方，或游离于南北之间，成为加剧分裂的因素，与 “臣伏戎羌” 的理想形成鲜明对比。
民生疾苦：分裂带来的是频繁的战争 —— 如北魏与南朝的 “元嘉北伐”“孝文帝南征”，北齐与北周的 “邙山之战”“晋阳之战”，每场战争都导致人口锐减、土地荒芜。《宋书?州郡志》记载，南朝宋初期人口仅 “户九十万六千八百七十，口四百六十八万五千五百一”，较西晋初年减少近三分之二；北方因战乱 “千里无烟”，百姓 “流离失所，父子相弃”（《魏书?食货志》）。
在这样的背景下，“遐迩一体” 成为底层百姓对 “天下太平” 的渴望，“率宾归王” 成为士人对 “贤明君主” 的期待。周兴嗣受梁武帝之命编纂《千字文》，其核心目的不仅是教皇子识字，更在于通过蒙学教材，向皇室子弟与天下士人传递 “大一统” 的政治理想，为梁武帝的 “北伐统一” 事业提供思想支撑。
（二）梁武帝的政治抱负：“王道统一” 的实践尝试
梁武帝萧衍（464—549 年）是南朝梁的开国皇帝，也是《千字文》编纂的直接推动者。他早年以 “博学多才” 着称，深谙儒家思想，即位后试图以 “王道” 实现天下统一，其政治实践与 “遐迩一体，率宾归王” 的理念高度契合：
推行德治：梁武帝即位后，废除南朝宋、齐时期的严刑峻法，轻徭薄赋，重视农业（如 “亲耕籍田” 以劝农），恢复太学与国子学，推广儒家教化。他曾多次下诏强调 “爱民如子”，称 “朕当去奢省费，轻徭薄赋，以救民困”（《梁书?武帝纪》），试图以 “德治” 赢得百姓与士族的支持，为 “统一” 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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