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十八日晨，上海北站笼罩在一片薄雾中。沈砚之、周晓阳和孙大勇三人提着简单的行李，随着人流走向开往天津的列车。临行前，王振华特意赶来送行，将一份加密文件袋交给沈砚之。
“这是部里急电，李处长亲自批示的。”王振华压低声音，“关于海外势力介入的最新情报。另外，天津那边已经组织了一支三十人的特别行动队，由冯建明同志带队，正在对‘盐坨祠’遗址进行全面布控和技术勘察。”
沈砚之接过文件袋，没有立即打开：“张伯钧那边有消息吗？”
“按你的安排，我们派人‘保护性监视’了他离开无线电报局旧址后的行踪。他去了虹口区的一处旧宅，之后再未出门。宅子周围有我们的眼线，暂时安全。”王振华顿了顿，“不过有件事很奇怪：昨天深夜，我们监听到一段异常无线电信号，频率与之前在九江路监测到的相似，但发射源不在上海，而在……海上。”
“海上？”
“对，黄浦江口以东约二十海里处。信号很短暂，内容无法破译，但频谱特征显示是军用级加密设备。”王振华神色凝重，“这可能印证了张伯钧的说法——确实有海外势力在活动。”
沈砚之点点头：“天津那边，我会小心。上海这边就拜托你了，继续监测无线电信号，特别关注与‘鬼灯’、沉船相关的线索。”
“明白。一路平安。”
列车缓缓驶离上海站。沈砚之坐在软卧包厢里，看着窗外渐行渐远的城市轮廓。晨曦中的上海像一头沉睡的巨兽，安静而深沉，但沈砚之知道，这座城市的内里，暗流从未停息。
周晓阳关好包厢门，拉上窗帘。孙大勇则检查了一遍包厢内外，确认安全后才坐下。
沈砚之打开文件袋，里面有三份材料：一份是李振山处长的手令，批准他们全权负责天津总祠开启事宜；一份是关于海外势力“华东复兴会”的情报摘要；还有一份是苏曼卿在1949年后的零星线索汇总。
他先看了“华东复兴会”的情报。这个组织成立于1949年底，主要由逃亡台湾的国民党特务、原“义安社”海外分支头目，以及少数美方情报人员组成。其宗旨是“反攻大陆，恢复旧制”，重点活动区域是东南沿海和长江流域。情报显示，该组织在过去半年内，曾三次试图向大陆派遣特务，两次失败，一次成功，成功的那次正是潜入上海。
“看来‘义安社’的内部分裂比我们想象的严重。”沈砚之将情报递给周晓阳，“投诚派以‘听涛生’为首，想用百年积累换一个体面的结局；顽固派则勾结海外势力，想利用那些资源继续对抗。”
“那石门后的秘密……”周晓阳担忧道。
“对双方都至关重要。”沈砚之沉声道，“对投诚派来说，那是换取宽大处理的筹码；对顽固派来说，那是反攻大陆的资本。所以夏至日那天，可能不会太平。”
他接着看苏曼卿的线索汇总。材料很薄，只有三页纸，记载了几个未经证实的信息：1949年3月，有人在香港看到过一名形似苏曼卿的女子，出入一家私人诊所；同年6月，广州解放前夕，一艘前往南洋的客轮乘客名单中，有一个化名“苏文”的女子，年龄相貌与苏曼卿吻合；1950年1月，上海解放后，有地下党老同志回忆，曾听说苏曼卿在南方某地疗养，但具体地点不明。
每条线索都模糊不清，彼此矛盾。香港、南洋、南方某地……她到底去了哪里？为什么没有任何正式的组织记录？
沈砚之闭上眼睛，脑海中浮现出苏曼卿最后的样子：北平解放前夕，她被捕受刑，遍体鳞伤，却依然坚定。他冒死将她救出，她在担架上我着他的手说：“砚之，活下去，见证新世界。”
那是他们最后一次见面。之后她被秘密转移，从此音讯全无。
“关乎君之故人苏曼卿之下落。”信中的话再次回响。石门后的匣子里，真的会有答案吗？还是说，这只是一个诱饵，为了让他心甘情愿地走进可能预设的陷阱？
“沈工，”周晓阳轻声打断他的思绪，“你觉得‘听涛生’到底是谁？他为什么这么了解你？连你和苏曼卿同志的关系都知道？”
这也是沈砚之反复思考的问题。“听涛生”知道他代号“哨”，知道他在重庆和北平的活动，知道他和苏曼卿的关系……这说明此人要么曾是地下党高层，要么长期潜伏在敌人内部，接触过相关档案。
一个名字突然闪过他的脑海：顾衍之。
不，不可能。顾衍之在北平解放时被保密局顽固派枪杀，他亲眼所见。而且顾衍之是国民党死忠，不可能成为“义安社”的“先生”。
那会是谁？他接触过的、既了解地下党又了解“义安社”的人……
忽然，他想起了1945年在重庆的一段往事。那时他刚刚打入军统电讯处，负责破译一份日军密电。密电内容涉及“义安社”与日本特务机关的某次交易，但电文被刻意加密，难以完全破译。他曾将此事汇报给当时的直接联络人——一位代号“老钟”的地下党老情报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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