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中期，埃及总督穆罕默德·阿里之子赛义德帕夏授权法国考古学家奥古斯特·马里耶特进行大规模清理工作。1857年，马里耶特组织工人开始挖掘狮身人面像周围的沙土，历时数月，终于使其全貌重现人间。此后，多位考古学家相继展开研究，其中最具影响力的是英国埃及学家弗林德斯·皮特里。他在1880年代对吉萨遗址进行精密测量，确认狮身人面像与哈夫拉金字塔神庙之间的轴线对齐关系，从而提出“哈夫拉建造说”——即该雕像由哈夫拉法老下令建造，作为其金字塔 комплекс的一部分，用以守护陵墓并彰显王权神圣。
这一理论在20世纪成为主流共识。支持者指出，狮身人面像的位置恰好位于哈夫拉金字塔谷庙与堤道的起点，形成一条完整的仪式路径。雕像面部风格也与哈夫拉雕像极为相似：宽阔的额头、杏仁状的眼睛、厚重的假发饰带（nemes头巾），以及下颌处标志性的圣蛇徽记（uraeus）。此外，在狮身人面像东北方发现的一块被称为“库存碑”（Dream Stele）的石碑上，记载了公元前15世纪新王国时期的图特摩斯四世梦见狮身人面像向他许诺王位的故事。碑文中称此像为“荷鲁姆阿赫特”（Horemakhet），意为“地平线上的荷鲁斯”，并提到它已被沙土掩埋多年。虽然碑文未直接说明建造者是谁，但它强化了狮身人面像与王权崇拜之间的联系。
然而，质疑之声从未停歇。20世纪90年代，美国地质学家罗伯特·肖赫在考察狮身人面像时注意到，其主体岩石上的侵蚀纹路呈现出波浪状、纵向沟壑，与典型的风蚀地貌截然不同。相反，这种形态更符合长期雨水冲刷的结果。他对比了埃及各地的岩石风化情况，发现只有在气候湿润的史前时期才会出现此类现象。而根据地质与气候研究，埃及最后一次经历类似降雨量的时间大约在公元前7000年至前5000年之间。由此，肖赫大胆推测：狮身人面像的原始形态可能形成于这一时期，远比哈夫拉时代早得多。
这一观点立即引发轩然大波。传统埃及学家如马克·莱纳等人反驳称，肖赫忽略了尼罗河泛滥可能导致局部积水的可能性，且石灰岩本身易受化学风化影响。他们坚持认为，现有证据足以支持哈夫拉建造说。但不可否认的是，肖赫的理论打开了“前史文明”研究的大门。一些另类考古学者，如约翰·安东尼·韦斯特，进一步提出：或许在已知文明之前，存在一个高度发达的史前社会，他们掌握了先进的石材加工技术，并建造了包括狮身人面像在内的诸多巨型建筑。这些人认为，古埃及人并非创造者，而是继承者，他们在废墟之上重建文明，并将前代遗产纳入自己的宗教体系。
值得注意的是，狮身人面像的鼻子缺失问题也成为争论焦点。长期以来，民间流传着拿破仑士兵用炮弹轰击雕像鼻子的说法，但历史文献显示，早在18世纪丹麦探险家弗雷德里克·路易斯的绘图中，狮身人面像的鼻子就已经不见踪影。更可信的解释来自14世纪阿拉伯史学家塔尔扈马什的记载：一名名叫穆罕默德·萨伊姆·达尔杜尔的苏菲派僧侣因不满当地人向雕像献祭祈福，愤而攀爬上去砸毁其鼻部，以示宗教净化。这一行为虽属破坏，却无意中保留了更多原始结构，避免了后期过度修复带来的信息失真。
如今，狮身人面像的表面覆盖着不同时期修补的石块，尤其是罗马时代和现代修复工程使用的花岗岩与混凝土材料。这些补丁既是保护措施，也是历史层积的见证。每一次清理、加固与研究，都在重新定义我们对它的认知。它不仅仅是一座雕像，更像是一本被反复抄写、注释、修改的古籍，每一代人都试图从中读出属于自己的真理。
如果说历史文献为我们提供了文字线索，那么地质学则像一把钥匙，试图打开时间深处的大门。狮身人面像所用的石灰岩来自吉萨高原的天然岩层，分为上下两层：上层较硬，下层较软。这种结构导致了不均匀风化——柔软的底层更容易被侵蚀，形成了如今可见的凹陷与沟槽。传统观点认为，数千年的风沙吹拂足以造成当前的外观。但肖赫的观察颠覆了这一假设。
他指出，风蚀通常表现为水平条纹或点状剥落，而狮身人面像侧面的侵蚀却是垂直走向，呈流线型，如同水流沿岩石表面流淌留下的痕迹。更重要的是，这些侵蚀主要集中在雕像身体部位，而头部相对完好——这恰恰符合雨水从头顶流下、冲刷躯干的自然过程。若仅靠风沙，侵蚀应更为均匀分布。此外，附近其他同期建筑如哈夫拉金字塔的石块并未表现出类似程度的水蚀，说明这种现象具有独特性。
为了验证这一假说，肖赫与同事进行了详细的岩石样本分析与气候模型模拟。结果显示，要形成目前的侵蚀程度，至少需要持续数百年的强降雨环境。而根据古气候数据，埃及最后一次具备这样条件的时期正是新石器时代早期。这意味着，狮身人面像的原始轮廓可能在那时已被雕琢成型，而后在数千年干旱中逐渐被沙土掩埋，直到古王国时期才被重新发掘、修缮并赋予新的宗教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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