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黑人导演拍这种题材的电影特容易情绪化，特别将容易将个人情绪灌注到电影中，但瑞恩-库格勒拍得非常冷静，对事件没有太多的评价，将关于此事的思索留白给观众，这种短小精悍、简洁洗练的风格反而获得了返璞归真的效果。
其实张然也面临这个问题，他迟迟不敢将张纯如的故事搬上银幕，除了电影技法的问题，还有就是情绪问题。作为中国人在拍涉及南京大屠杀的电影时很难不带情绪，而情绪化恰好是拍这种电影的大忌，一旦情绪化就特容易用力过猛，导致整个电影流于表面。
当然，《弗鲁特维尔车站》不是没有问题，为了刻画奥斯卡的形象，导演安排了奥斯卡指导炸鱼、救小狗、帮孕妇找厕所等情节，这些情节迹带有明显的人为痕迹。不过作为一个新人导演，第一部电影能拍到如此水平，瑞恩-库格勒绝对前途无量。
当电影结束，德彪西厅灯光亮起来，瑞恩-库格勒第一件事就是抬头看向张然，他特别想知道张然对电影的评价。张然没有说话，双手抬手，竖起了两根大拇指。瑞恩-库格勒咧嘴笑了，然后剧组的主创紧紧拥抱在一起。
张然从德彪西厅出来，路过电影宫的时候，发现电影宫门口排起了将近一公里的长队，让他特别惊讶的是在人群中竟然有很多挂着粉色证件的记者在排队。
戛纳电影节媒体证件最高级别是白色，其次是粉色加点和粉色。其中白色证件是顶级媒体和影评人，相当于VIP，随到随进，不存在排队问题；粉色加点和粉色证件基本不用排队；而持黄证、蓝证、黑证的记者和买家常常提前一两个小时排队也不见得能排上。
然而此刻，现场挂着粉色证件排队领取邀请函的记者至少有五百人。人群中一个挂着粉证的记者感叹：“张然的电影关注度太高了，没想到提前六个小时来排队，都会排成这样。早知道就不看《第二扇窗》的首映了。”
戛纳电影节不对外售票，普通影迷要想看电影，只能在电影宫前求票。此时在电影宫前，站满了求票的人。上求票者有头发花白的老人，也有满脸稚气的孩子，但绝大部分是年轻的男女。他们举着牌子，上面写着相同的内容“求《烈日灼身》邀请函”。他们迎着人流伫立，像一尊尊雕像。
一个中国记者小哥拿着邀请函喜笑颜开的从电影宫出来，一个网红长相的欧洲美女就迎了上去，她用不太流利的英文表示，愿意付出任何代价求一张《烈日灼身》首映礼邀请函。意思很明显，只要小哥给他弄张《烈日灼身》的红毯邀请函，可以陪他来一发。
这样的事在戛纳并不稀奇，热门电影的首映礼邀请函很难弄，这些既没有关系，又没有钱的网红，唯一能够付出的只有身体。
不过让张然意外的是，那个记者小哥红着脸“啊”了声，然后落荒而逃了。那狼狈的模样，逗得张然哈哈大笑。张然的笑声引起了不少人注意，无数道目光向他看了过来。
好在张然在离开德彪西厅后专门到洗手间化了妆，贴上了假胡子，又戴上了墨镜，没有被认出来。但那个女网红看到张然却是眼睛一亮，快步向他走来，于是，张然也落荒而逃了。
时间已经临近一点，张然有些饿了。他来到克鲁瓦塞特大街一家餐厅，找了一张迎着阳光的位子，点了份经典的法式餐点，大快朵颐。
张然旁边的桌子坐着两个挂着粉色证件的记者，一胖一瘦，两人边吃边讨论各自的安排。瘦记者道：“下午我准备到马丁内斯酒店蹲守，看看能不能蹲到戈达尔，他十多年没到戛纳来了，机会难得！”
胖记者听到这话吃了一惊：“戈达尔到戛纳来了？不可能吧！戈达尔说过，戛纳电影节乱哄哄的，像个马戏团。奥斯卡终身成就奖颁奖请戈达尔去现场领奖，他都无视了，怎么可能到戛纳来？”
瘦记者就道：“戈达尔真的来了，今天上午十一点到戛纳的！”
胖记者不解地道：“太奇怪了，戈达尔怎么会突然想通，到戛纳来了呢？还有他的电影《再见语言》不是20号才首映吗？怎么会这么早就来了？”
瘦记者耸耸肩膀道：“谁知道呢？可能有什么事吧！张然的电影《烈日灼身》晚上首映，也许戈达尔是来参加首映礼的也说不定！”
胖记者斩钉截铁地道：“不可能。戈达尔很欣赏阿巴斯，他说电影始于格里菲斯，止于阿巴斯。你看他有专程参加阿巴斯的首映礼吗？张然算什么，他哪有那么大的脸！”
瘦记者也觉得不可能：“我是随口一说，戈达尔的骄傲自大是公认的，他怎么可能为了看张然的电影专程到戛纳来！”
张然摸了摸自己的脸，心想我的脸还好吧，也不是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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