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六年四月，安徽桐城的一个普通农户家里，传出一声响亮的婴啼。张宏斌就在那个春天来到了这个世界。
桐城那地方，古来文风鼎盛，出了不少读书人。可张宏斌家，跟书香门第沾不上半点边。祖祖辈辈都是土里刨食的庄稼人，他爹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一年到头在地里忙活，收成好坏全看老天爷的脸色。他妈也是农村妇女，手脚勤快，屋里屋外操持着，日子过得紧巴巴的，勉强能填饱一家人的肚子。
张宏斌从小就长在那样一个环境里。村口的泥巴路，一到下雨天就坑坑洼洼，他赤着脚踩过去，两腿溅满黄泥。村里的房子大多是土坯垒的，屋顶盖着稻草，风一吹就沙沙作响。他在那个村子里一天天长大，打猪草、放牛、帮着家里干农活，身上穿的是哥哥姐姐剩下的旧衣裳，补丁摞着补丁。
可这孩子跟村里的其他娃不太一样。他话不多，闷着头干活，心里却透亮。他知道，庄稼人要想出人头地，只有一条路——读书。那会儿虽说读书也不是什么容易事，但张宏斌硬是咬牙把书念了下去。家里供不起他去镇上好学校，他就在村里的学校读，放学回来先干完地里的活，再点起煤油灯看书。灯芯一跳一跳的，他的影子映在土墙上，瘦瘦长长。
他十九岁那年，一九八五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那时候他已经是村里的年轻人里有点见识的了，平时帮着大队做些文书的工作，写得一手工整的字，算盘也打得利索。村里人提起他都竖大拇指，说这小子将来有出息。
学校毕业之后，张宏斌被分配到了安徽泾县的太原乡工作。那是一个比桐城老家更偏更穷的地方，山连着山，路不好走，乡政府就设在几间旧平房里，办公桌都缺了角，椅子坐上去吱呀作响。他在那里头一回有了正式的岗位——文书。每天就是整理文件、抄写材料、接待来办事的村民，琐琐碎碎，忙忙碌碌。
可张宏斌不嫌这些活儿枯燥。他做事踏实，别人不愿意碰的麻烦事儿他接过来，别人不肯熬的夜班他顶上去。他写的材料条理清楚，字迹工整，乡里的领导翻着看着，就觉得这个年轻人靠谱。慢慢地，他从文书调到了公安员的位子上，负责乡里的治安和民调工作。那时候农村纠纷多，东家占西家一寸地，南边邻居的鸡跑到北边院里下了蛋，闹起来也能吵得不可开交。张宏斌夹在中间，耐心听，慢慢劝，不偏不倚，倒让不少村民服气。
再往后，他又被选上了团委书记，接着又进了乡党委，成了党委委员。太原乡那几年，换了别人未必肯待，可张宏斌踏踏实实地待下来了，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往上走，每一步都踩得稳稳当当。
一九九二年，他调到泾县县委办公室，当了副科长。从乡下挪到了县城，环境变了，身边的人也变了。县委大院那两扇铁门里面，进进出出的都是些有头有脸的人物，张宏斌走在走廊里，脚步不急不躁。他做事还是一贯的风格——不争不抢，不出风头，交到他手上的活儿绝对给你办得妥妥帖帖。两年之后，一九九四年十二月，他升了副主任，这一干就是将近五年。
那五年里，他在县委办熬过不少夜。办公室那盏日光灯管有时候会闪，一闪一闪地晃眼睛，他就在那种光线底下看文件、写报告。累了站起来走走，窗外是泾县老城低矮的屋顶，炊烟从烟囱里升起来，散进灰蒙蒙的天里。他有时候会想起老家桐城的村子，想起小时候放牛的那片山坡，想起他爹扛着锄头走在田埂上的背影。那些画面模模糊糊的，可他知道自己早就走出来了，不能再退回去。
一九九九年三月，张宏斌调任泾县中村乡党委副书记。那个春天雨水多，他去的路上车陷在泥里，下来推了好一阵子，皮鞋裤腿上全是泥点子。他站在路边喘着气，看着远处连绵的山，心里想，这又是一个要埋头干的地方。半年之后，八月，他接任了中村乡的党委书记。那年他三十三岁，算是在泾县这片地界上立住了脚。
中村乡那几年，张宏斌做了些实事。他把乡里的几条主干道修了修，把原来破破烂烂的小学修缮了一番，又张罗着引了些小型的农产品加工项目进来。步子不算大，可乡里的老百姓看得见，觉得这个书记不摆架子，说话算话，是个干事的人。可张宏斌自己心里清楚，他在这块地方待的时间也不短了，要说提拔，始终差那么一口气。
二〇〇三年，他快四十了。那一年，他调到了泾县粮食局，担任党委书记兼局长。粮食局那会儿的日子不算好过，体制改革的风吹过来了，旧的机制在松动，新的办法还没完全立起来。张宏斌每天坐在局长办公室里，翻报表，听汇报，下面的人等着他拿主意，上面的领导又盯着他出成绩。他心里明白，粮食局这个位子，说重要也重要，说不重要，真要想往上再走一步，却是千难万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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