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周的眉头拧得更紧了。那个年轻死者十一点死亡的时候，这个中年死者已经死了快一个小时了，也就是说，凶手在房间里先杀了一个，把尸体拖到床底下藏着，然后又约来了第二个，当着第一具尸体的面，把第二个人也杀了。这胆子得多大？这心思得多缜密？
宾馆的服务员被叫来问话。上午当班的是个年轻小伙子，姓刘，他说自己九点多的时候在七楼走廊里拖地，隐约听见这间房里有很大的动静，像是有人在争吵，还夹杂着的一声闷响，像是重物砸在什么上面。他有点不放心，就走过去敲门，过了好一会儿，门才开了条缝，一个头顶微秃的中年男人探出半张脸来，冲他说没事，朋友闹着玩呢，语气平稳得很，他也就没多想，转身走了。现在回想起来，小伙子拍着胸口直呼后怕。
警方一开始推测可能是两个死者互相斗殴致死的，毕竟时间这么接近，地点也相同。可法医老陈很快就把这个推测否了。两个人的致命伤都在后脑，而且是多次打击，创口的走向和角度也相似，明显是被人从背后偷袭或控制住以后再下手的，除非他们俩互相拿后脑勺对撞，否则根本不可能造成这种伤。凶手肯定是第三个人。
小县城里人和人之间大多面熟。很快，有个侦查员认出了床底下那名中年死者的脸——他叫谢军，四十三岁，罗城本地人，在县城里开了家KTV，挺能折腾的一个人，平时爱穿西装打领带，说话嗓门大，派头足。警方立刻派人去了谢军家。谢军的妻子姓吴，开门的时候还穿着居家的睡衣，听说是警察，脸色一下子变了。她说丈夫早上九点多接了个电话，对方说了没几句，丈夫就换了衣服出了门，说是去谈生意，有人要还他钱。她当时还问他中午回不回来吃饭，丈夫摆摆手说不用等。到了十点多她给丈夫打电话想问问情况，是一个陌生男人接的，说谢军去上厕所了，手机落在桌上，让她等会儿再打。她等了半个多小时再打，电话就关机了，一直打不通，她心里隐隐觉得不对劲，可又不敢往坏处想。吴女士反复跟警方说，丈夫虽然脾气急，但跟朋友之间关系都挺好，没听说跟谁有什么大仇。
而年轻死者身上搜出来的身份证显示，他叫小五，刚满二十岁，家不在县城，在乡下跟爷爷奶奶住。警方又分了一路人马赶到小五的老家，那是个离县城三十多里的小村子，路不好走。小五的奶奶听说孙子的消息后，当场就瘫坐在门槛上，哭得上气不接下气。爷爷还算镇定，说小五最近在县城学开车，住在一个朋友那儿，已经好些天没回来了。至于小五在县城交了什么朋友、有没有招惹什么人，老两口都说不清楚。
就在这时，宾馆的监控录像终于被调了出来。画面质量差得很，老式的标清探头，又隔着走廊的昏暗灯光，人脸模模糊糊的。但仔细辨别，还是能看出关键信息来，早上九点五十九分，谢军跟着一个头顶微秃的中年男人走进了那间房，两个人一前一后，谢军还笑呵呵的，那秃顶男人走在前面，脚步不紧不慢。这个秃顶男人，显然不是小五。中午十二点三十四分，同一个男人从房间里走出来，头上多了一顶棒球帽，帽檐压得很低，侧着身子快步穿过走廊，进了楼梯间，再没出现在画面里。从身形和走路的姿态判断，跟早上那个秃顶男人就是同一个人。
可奇怪的是，警方反复看了几遍监控，从早上一直到下午，始终没有看到小五进入房间的画面。他是什么时候来的？怎么来的？完全是个谜。酒店的开房登记系统当天刚好出了故障，什么信息都没存下来。前台的服务员倒是记得那个开房的男人，四五十岁，身高一米六出头，微胖，头顶头发稀疏，说话声音低沉，普通话带着本地口音，递钱的时候手指上有个老茧，像是常年握笔或者拿锄头磨出来的。
更让警方心头一紧的是，服务员说那个男人一口气开了三间房，都在七楼，位置相邻。老周立刻让人把另外两间房门打开，结果两间房里陈设整洁，床铺平整，烟灰缸里连个烟头都没有，根本没人进去过。那为什么要开三间房？是虚张声势？还是原本计划里要用到更多的房间？老周心里隐约觉得，这个案子可能比眼前看到的还要大得多。
技术勘验还在继续。现场勘查组在房间卫生间的洗手盆下面翻出一个垃圾桶，里头扔了一堆撕得粉碎的纸片，大大小小上百片，有的泡了水，字迹洇开了一些，但大部分还能辨认。技术人员小心翼翼地把纸片捞出来，铺在干净的布上，用暖风筒慢慢吹干。老周蹲在旁边看，其中一片上面隐约写着一个名字——，旁边还有一串电话号码。老周让人拨过去，响了很久没人接。
顺着这个号码一查，老戴不是别人，正是小五的亲生父亲，目前在县城做点小生意。在小五的死亡现场，出现了他父亲的名字和电话，这未免也太巧了。警方一边继续拼那些碎纸片，一边派人去找老戴。电话始终打不通，老周心里那种不祥的预感越来越重，他直接让一组人去老戴家里堵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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