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错不了，」徐永清肯定地说，「他右眼角有颗痣，笑起来会眯成一条缝，跟当年一模一样。我在公交车上喊了一声，他回头看了一眼，转身就钻进了巷子里。等我下车追过去，人已经没影了。」
许世友沉默了片刻，起身从抽屉里拿出一张便签，提笔写道：「柯庆施同志，兹有我部老战士徐永清反映一事，事关重大，请上海方面彻查。」写完，他把便签递给徐永清：「你把详细情况写下来，连这个一起寄给上海市委。」
徐永清接过便签，指尖触到许世友刚劲有力的字迹，忽然觉得手里的纸有千斤重。他不知道，这张便签即将掀起一场跨越半个上海的追查。
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的办公桌上，每天都会堆起上百封人民来信。1957 年 8 月 10 日，一封信封上写着「柯庆施书记亲启」的信被单独挑了出来 —— 信封里除了徐永清的陈述材料，还有许世友的亲笔便签。
柯庆施戴着老花镜，把材料读了三遍。他指尖敲着桌面，对秘书说：「把黄赤波叫来。」
上海市公安局局长黄赤波接到通知时，正在主持一场治安会议。他赶到市委办公楼时，额头上还带着汗。「柯书记，您找我？」
柯庆施把材料推给他：「许世友将军转来的信，一个叫河下谷清的日本特务，可能藏在上海。你亲自督办，务必查清楚。」
黄赤波翻开材料，看到「河下谷清」「济南铁路局」「日本宪兵队」这些字眼时，眼神一凛。「明白，」他说，「我这就组织人手。」
当天晚上，上海市公安局刑侦处的吴一竹接到了命令。这位四十多岁的老侦查员，抗日战争时期就在上海搞地下工作，对付日本特务有丰富经验。黄赤波在办公室里对他说：「一竹，这案子不一般，许世友将军盯着呢。给你配三个助手，一辆吉普车，经费实报实销。」
吴一竹接过材料，手指在「河下谷清」的名字上顿了顿。「局长放心，我一定查清楚。」
第二天一早，吴一竹带着助手老崔、小汪和小李，在刑侦处的会议室里开了个会。「咱们先理理线索，」吴一竹把材料摊在桌上，「河下谷清，日本人，1940 年代在济南铁路局当工程师，实际是日本宪兵队特务，1943 年失踪。现在徐永清说在上海看到他，咱们得先确认他是不是真的在上海，藏在哪。」
老崔抽着烟说：「济南的特务，跑到上海来，总得有个落脚点吧？会不会跟当年的汉奸或特务残余有联系？」
小汪年轻，脑子活：「要不咱们先从济南过来的日本人查起？上海档案馆里应该有解放初期登记的外籍人员名单。」
吴一竹摇头：「他要是想藏，肯定不会用真名登记。徐永清说他在公交车附近出现，那片是虹口区，以前是日本人聚居区，或许能找到线索。」
讨论了七个多小时，最后决定兵分四路：一路查济南时期的敌伪档案，找认识河下谷清的人；一路去虹口区走访，尤其是老舞厅、老茶馆这些当年日本人常去的地方；一路查解放后上海的外籍人员登记；还有一路，去监狱和劳改农场，找那些当年在济南跟日本人打过交道的犯人。
「记住，」吴一竹最后说，「这人身手不简单，又是老牌特务，肯定狡猾得很。咱们动静要小，别打草惊蛇。」
半个月后，各路消息陆续汇总，却没什么实质性进展。虹口区的走访一无所获，外籍人员名单里没有「河下谷清」，济南的敌伪档案只记载他「1943 年调往上海」，之后就没了下文。
吴一竹坐在办公室里，盯着墙上的上海地图，眉头拧成了疙瘩。桌上的搪瓷缸里，浓茶已经凉透了。「难道他不在上海？」他自言自语。
就在这时，电话响了。是去安徽白茅岭农场的老崔打来的，声音里带着兴奋：「老吴，有线索了！我们找到一个叫朴汝春的犯人，他认识河下谷清！」
白茅岭农场在安徽广德和郎溪交界处，是上海公安局下辖的劳改农场，关押着上万名犯人，其中不少是解放战争时期的汉奸、特务。老崔和小汪在农场转了六天，查了几百份档案，才在三分场找到朴汝春。
这是个五十多岁的朝鲜族人，背有点驼，脸上刻着很深的皱纹。听说要问济南时期的事，他先是眼神躲闪，直到老崔拿出政策：「你要是能提供重要线索，我们可以帮你申请减刑。」
朴汝春沉默了半晌，终于开口了。「河下谷清…… 我认识，」他说，「1941 年在济南，我跟他一起干过事。」
原来，朴汝春是伪满洲国培养的特务，1940 年被派到济南，在日本宪兵队当翻译。河下谷清当时在济南铁路局当工程师，表面上是「反战人士」，经常组织「中日反战青年联盟」的活动。「其实那是个圈套，」朴汝春说，「他让我冒充韩国反战分子，跟那些来参加活动的中国青年聊天，套他们的话。等摸清底细，就通知宪兵队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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