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阁赈灾的方案，以惊人的效率变成了加盖了摄政王大印和内阁签押的正式政令，通过四通八达的驿传系统，飞向淮南、江南。
朝堂上下似乎又恢复了往日的节奏，但甘露殿侧殿那十二口装满账册的箱子，以及内阁值房里那场高效到令人心悸的议事，却像两根细刺，扎在了年轻皇帝李孝的心头，时时带来隐约的不适和提醒。
他知道刘仁轨那句“辨证之权，仍在摄政王”是什么意思。
那是在告诉他，在眼下这个庞大帝国机器的核心，真正的病症诊断和用药决策，依然牢牢掌握在皇叔李贞手中。
他李孝可以旁观，可以学习，甚至可以偶尔提出疑问，但离真正触及那“辨证”的权柄，还差得很远。
李孝不甘，却又感到一种深深的无力。皇叔像一座沉默的山，矗立在那里，看似并未刻意阻挡他的视线，但那山本身的巍峨，就足以让他感到自身的渺小。
几日后，又一场内阁常会在两仪殿的偏殿举行，这次商议的是户部主导修订的《市舶税则》。
李孝依旧奉召旁听。
主持议事的依然是刘仁轨。他先让户部的一位度支郎中简要介绍了税则修订的背景和主要变动。
新税则的改动不小，核心是“抑奢促产”：大幅降低了来自天竺、波斯乃至拜占庭帝国的香料、珠宝、琉璃器、珍稀皮毛等奢侈品的进口税率，有些甚至降了五成。
但同时，对大唐出口的羊毛、生铁、铜锭、原木、优质陶土等初级原料，以及生丝、坯布等半成品，则显着提高了出口税，有些品类的税率甚至翻了一番。
度支郎中解释，降低奢侈品税，是希望刺激两都及东南富裕之地的消费，扩大内需，同时吸引更多海商将异域珍奇运入大唐，充盈市舶税收。
而提高原料出口税，则是为了保护国内方兴未艾的毛纺、冶金、造船、陶瓷等“实业”。
近年来，在将作监的推动和摄政王府产业的示范下，各地陆续兴办了不少采用新法、规模较大的工坊，对羊毛、矿石、木材等原料需求大增。
若任由这些原料以低价大量外流，特别是流向正在崛起的倭国、新罗甚至更远的西域诸国，无疑会损害本国产业的根基，无异于“养虎遗患”。
郎中话音刚落，一位身穿绯袍、年约五旬的官员便迫不及待地出列，声音带着激动：“下官以为，此议大为不妥！”
此人是市舶司提举，姓周，常年与海商打交道，自身家族在东南沿海也有船队生意，可算是海商利益在朝中的代言人之一。
“朝廷向来鼓励海贸，通商惠工，方有今日之市舶繁荣。海商不避风涛，远涉重洋，贩货牟利，固有私心，然亦连通中外，货物其流，朝廷坐收其税，百姓得其利，实乃两便。”
周提举语速很快，“如今新税则，于香料珠宝等物减税，固然可喜，然于羊毛、木料、矿石等物加征重税，岂非自断臂膀？海商贩运此等粗重之物，本利就薄，再加税征，无利可图，必然裹足不前。
长此以往，东南船坞凋敝，码头萧条，十万靠海吃饭的百姓生计何存？市舶税收亦将大减！此非‘抑奢促产’，实乃‘竭泽而渔’，与民争利啊，诸位大人！”
他一番话，说得情真意切，还扯上了“十万百姓生计”的大旗。立刻又有几位出身东南或与海商关系密切的官员出言附和，殿中响起一片嗡嗡的议论声。
李孝坐在旁听席上，心里微微一动。东南海商……他记起来了。
每年逢年过节，或是他寿辰，东南几个大海商行会，总会通过内侍省，送上价值不菲的“孝敬”，或是南海的奇珍，或是海外的精巧玩意，说是“感沐皇恩”、“聊表敬意”。
内侍省那边也常说，海商们如何恭顺，如何为朝廷“分忧”。
杜恒老师平日讲学，也多次引用管子、司马迁之言，强调“善者因之，其次利导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认为朝廷应当轻徭薄赋，少干预，让民间自然流通有无，这才是治国上策。
眼下这新税则，特别是提高原料出口税，岂不正是杜师所言的“与民争利”之下策？
他再看看争论双方。户部那边，柳如云端坐案后，神色平静，手指无意识地轻轻敲打着面前摊开的税则草案。而反对的周提举等人，情绪激动，面红耳赤。一种莫名的情绪在李孝胸中涌动。
李孝觉得这是一个机会，一个可以表达自己观点、展现自己并非全然无知、甚至可以尝试影响决策的机会。他不再是那个只能旁听、只能“学习”的皇帝了。
“咳。”李孝清了清嗓子。
殿内的议论声稍微低了一些，众人都望向这位年轻的皇帝。刘仁轨也看了过来，微微躬身：“陛下有何圣谕？”
李孝坐直了身子，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沉稳有力：“朕听了许久，有些浅见。周提举所言，不无道理。管子有云：‘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海商奔波万里，连通中外，于国于民，皆有其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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