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屋的地下工作室内，空气仿佛凝固了。
三面屏幕墙上流淌着不同的数据流。左边是技师从瑞士研究所带回的电子碎片修复后的文件，中间是白歌从全球情报网络中抓取的关联信息，右边则显示着那名被俘“神座”技术员的审讯记录摘要。
而工作台中央，摊开着那本皮质封面的日志，以及一枚不过指甲盖大小的银色芯片。
李阳站在工作台前，指尖按在日志泛黄的页面上。母亲叶晚秋年轻时的合影在灯光下泛着柔光，她身旁那个戴眼镜的年轻男子——卡尔·陈，正透过三十年的时光，用冷静锐利的目光与他对视。
“开始吧。”李阳的声音低沉。
技师深吸一口气，敲下回车键。三面屏幕上的数据流开始快速比对、关联、重构。
“先从最基础的身份开始。”白歌调出一份档案，“卡尔·陈，美籍华裔，1958年生于旧金山。父亲是赴美留学生，母亲是德裔神经生物学家。18岁获得MIT双博士学位，22岁已成为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最年轻的副教授。专攻领域：认知神经科学、群体意识建模、脑机接口前沿理论。”
屏幕上滚动着卡尔·陈年轻时的论文、专利、学术会议照片。每一张照片上，那个戴眼镜的年轻人眼中都闪烁着某种近乎偏执的光。
“1985年，他主动离开学术界，成立‘前沿认知研究所’，资金来源不明。”白歌继续道，“表面上承接企业压力管理培训、心理疾病治疗方案设计，但根据我们截获的财务记录，该研究所超过百分之八十的资金流向无法追踪的离岸账户。”
技师接上话头：“同一时期，叶晚秋女士——您母亲——正在国内主持‘认知干预治疗’的国家重点课题。根据日志记载，她于1987年在国际学术会议上结识卡尔·陈，两人就‘阈值共鸣理论’展开了长达三年的书信往来和专业探讨。”
屏幕上出现扫描后的信件照片。娟秀的中文笔迹与工整的英文打印交替。早期信件充满学术碰撞的火花，叶晚秋在信中兴奋地描述着理论突破可能为精神分裂症、重度抑郁症患者带来的希望，卡尔则不断追问“理论的上限在哪里”、“群体性应用的可行性”。
“变化发生在1990年。”李阳翻到日志的中间部分，指着一段用红笔圈出的记录。
技师放大那页扫描件。叶晚秋的字迹在这里变得潦草而急促：
“卡尔今天在越洋电话中提出了一个可怕的构想——他认为，当‘共鸣场’达到特定强度并辅以定向引导，不仅可以治疗病态思维，更可以‘重塑健康人群的认知偏差’，实现‘社会意识的优化统一’。我告诉他这是疯狂的，是反人类的。他沉默了很久，然后说：‘晚秋，你太局限了。疾病与健康，偏差与正确，谁在定义？如果我们可以消除战争、贪婪、自私，那为什么不做？’”
“这是他第一次明确提出将理论用于非治疗目的。”李阳说。
白歌调出另一组数据：“1991年，卡尔·陈的‘前沿认知研究所’突然注销。他本人从公众视野中消失。而几乎在同一时间，多个情报显示，一个代号‘园丁’的中间人开始活跃，为后来成型的‘神座’组织招募科研人员、采购设备、建立秘密实验室。”
“时间线吻合。”技师敲击键盘，屏幕上出现一个复杂的网络图，“从1991年到1995年——也就是叶女士去世前——卡尔通过‘园丁’和多个空壳公司，在全球建立了至少七个秘密研究点。瑞士那个阿尔法研究所，只是其中之一，而且很可能是后期相对‘温和’的一个。”
他调出从研究所服务器中恢复的部分实验记录。画面令人不适：活体神经元的电刺激记录、动物在特定频率声光刺激下的行为异变数据、甚至有几份标记为“早期志愿者”的脑电图报告——那些波形图呈现出不自然的同步性。
“他在用活体测试‘共鸣场’的影响。”李阳的声音冷得像冰，“母亲什么时候发现的？”
“应该是1994年底。”李阳翻到日志最后几页。叶晚秋的字迹在这里几乎狂乱：
“卡尔给我看了新的实验数据。他在未经伦理审查的情况下，对三名‘志愿者’进行了为期三个月的持续性低强度场暴露。结果显示，受试者的决策倾向、情绪反应模式出现了可预测的、朝向预设模板的偏移。他称之为‘初步成功’。我质问他志愿者是否知情，他说‘他们自愿接受了更好的生活方向引导’。骗子！这是操控！是犯罪！”
“第二天，我备份了所有原始数据和理论推导中的关键缺陷——特别是关于场强超过阈值后可能引发的不可逆神经退行性变，以及个体差异导致的认知崩溃概率。这些数据如果公开，他的整个理论基石都会崩塌。但我需要时间整理证据……”
日志在这里中断了几页。再往后翻，是更潦草、夹杂着英文单词的快速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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