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四年十二月，重庆的寒意深入骨髓。这不是因为气温的骤降，而是因为一股来自贵州深山的肃杀之气，正顺着川黔公路，像冰冷的毒蛇一样爬向这座战时陪都。嘉陵江上弥漫着灰白色的雾气，江面上那几盏昏黄的航标灯，在寒风中摇摇欲坠，正如这个国家此刻的命运。
作为参谋本部参谋次长，我从未感到如此孤独。我的办公桌上堆满了从前线发回的告急电报，每一份电报都像是一张催命符。墙上的巨幅作战地图上，那个代表日军先锋的蓝色箭头，已经刺破了独山，直指都匀。都匀一失，贵阳就不保。而贵阳一旦失守，通往重庆的大门就将彻底敞开。
十二月的第一周，是一场关于生存还是毁灭的赌博。
十二月二日，独山陷落的第二天。重庆城内的人心已经浮动到了极点。街道上挤满了试图逃往乡下或更西边的人群，汽车的喇叭声、孩子的哭闹声、小贩的叫卖声混杂在一起，形成了一种末日般的喧嚣。甚至有传言说，政府准备迁往西昌，甚至流亡到印度。
我站在参谋本部的窗前，看着楼下混乱的街景，面沉如水。刘斐快步走了进来，他的脸色苍白，手里拿着一份刚刚收到的绝密情报。
次长，情报确认了。攻占独山的日军是第十一军的第三师团一部，以及第十三师团的主力。他们的前锋距离都匀只有不到五十公里了。汤恩伯的阻击部队在深河桥一线虽然炸断了桥梁，但能不能挡住日军的疯狂进攻，谁也没把握。
我转过身，目光如刀一般盯着刘斐。我告诉他，传令下去，宪兵司令部立即上街维持秩序，凡是散布迁都谣言者，不管后台是谁，一律按汉奸论处。我们哪里也不去。我就坐在这个办公室里，如果日本人打进来了，我就从这个窗户跳下去。
当晚，我紧急约见了魏德迈将军。这位刚刚接替史迪威的美国将军，此刻也是一脸的凝重。他深知如果重庆失守，中国战区崩溃，那么盟军在太平洋战场将面临巨大的压力。
我对魏德迈说，将军，我需要那张王牌了。
魏德迈看着我，眼神中闪过一丝犹豫。他知道我指的是什么。那就是正在缅北战场势如破竹的新编第六军。那是我们用全套美式装备武装起来的王牌，是准备用来打通中印公路的主力。
他说，韩将军，把新六军从缅甸调回来，意味着缅北的攻势将减缓，中印公路的打通时间将推迟。这个代价太大了。
我猛地拍了一下桌子，声音沙哑地吼道，如果重庆丢了，打通中印公路还有什么意义。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我现在就要廖耀湘的新六军，立刻，马上，空运回国。
魏德迈被我的气势震慑住了。他沉默了片刻，终于点了点头。
十二月五日，人类航空史上一次规模空前的空中大调兵开始了。数百架美军C-47运输机，冒着恶劣的天气，飞越驼峰航线，将廖耀湘的新二十二师——这支在丛林里把日本人打得魂飞魄散的虎狼之师，直接空运到了沾益机场。
我亲自去机场迎接。当看到那些穿着翻毛皮鞋、戴着钢盔、手持汤姆式冲锋枪的士兵从机舱里走出来时，我的眼眶湿润了。这是我们的救火队，是我们的定海神针。
我握着廖耀湘的手，只说了一句话：建楚（廖耀湘字），贵阳交给你了。
廖耀湘向我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眼神坚定如铁。他说，次长放心，只要新六军还有一个连，鬼子就别想过贵阳。
十二月七日，珍珠港事件三周年。也就是在这一天，我在地图上画下了反击的红线。
日军在攻占独山后，果然如我所料，成了强弩之末。贵州的严寒天气成了我们最强有力的盟友。日军士兵穿着单薄的夏装，在冰天雪地里瑟瑟发抖，他们的后勤补给线被拉长到了极限，弹药和粮食都难以为继。
我命令汤恩伯指挥的第十三军和第二十九军，在都匀以南的马场坪一线构筑坚固防线，并由新六军作为总预备队，随时准备侧击日军。
十二月的第二周，局势发生了戏剧性的逆转。
十二月八日，日军第十一军下达了撤退命令。横山勇虽然狂妄，但他不是傻子。他知道，如果再不撤，他这支孤军深入的部队就要被我们在贵州的崇山峻岭中包了饺子。
日军开始焚烧独山县城。冲天的火光映红了半边天，那是侵略者最后的疯狂。
我站在指挥部里，听着前线传来的报告，心中没有丝毫的放松。我对刘斐说，不能让他们这么轻易地跑了。命令第九十四军，从侧翼包抄过去，狠狠地咬他们一口。
十二月十日，我们的追击部队收复了独山。
进入独山的部队发回了惨不忍睹的报告。整座县城几乎被烧成了一片白地，街道上到处是冻死和饿死的难民尸体，日军在撤退前进行了大规模的屠杀和抢掠。
看着那些文字，我心如刀绞。这场胜利来得太晚，代价太大了。但无论如何，我们守住了底线。日军企图攻占贵阳、威胁重庆的战略图谋，彻底破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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