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三年六月。
鄂西大捷的喜悦，在重庆这座雾气与汗水交织的山城里，仅仅停留了不到七十二小时。对我而言，这场胜利的庆功酒会，我甚至没有出席。我的身体留在了参谋本部的地下作战室，而我的灵魂，还徘徊在石牌、在常德、在清江和洞庭湖之间那片广袤的、被鲜血浸透的土地上。
五月底的最后几天，横山勇的部队如退潮般撤回了宜昌、沙市和岳阳。而我军的追击，与其说是追击，不如说是一次疲惫不堪的“收复”。鄂西会战，这场被外界誉为“东方斯大林格勒”的血战，结束了。但只有我，这个名义上的参谋次长，知道，这根本不是斯大林格勒。斯大林格勒是转折点，是德军第六集团军的彻底覆灭。而鄂西，横山勇的第十一军，其主力尚存，筋骨未断。
他不是被歼灭，他是被“顶”回去的。他只是在一次过于复杂的钳形攻势中，一拳打在了石牌这块钢板上，另一拳在常德被第七十四军死死缠住，他不得不缩回了手。
而我的代价，是惨重的。
六月的第一周，我几乎是在堆积如山的战报和伤亡统计中度过的。作战室里的空气，不再是硝烟味的紧张，而是一种混杂着福尔马林和霉菌的、令人窒息的沉重。
“慈璋。”我的情报署长温毓庆走了进来，他的脸色比五月最黑暗的那几天还要苍白。他没有说话，只是默默地将一份文件放在我的桌上。
第六战区及江防军伤亡初步统计。
我盯着那份文件，久久没有伸手。我不需要看那些冰冷的数字。我只需要闭上眼睛，就能“看”到。
第二十九集团军。这支在南线作为“诱饵”的部队，在日军第三、第十三师团的碾压下，几乎被打散了建制。安乡、南县的守军，那些川籍的士兵，在水网中抵抗到最后，很多人连尸首都找不到，就那样消失在了洞庭湖的淤泥里。他们的“望风而溃”，为王耀武赢得了宝贵的布防时间。我下达了那道命令，我就是那个刽 chutney。
第十集团军。王敬久部。在澧水一线，他们顽强地阻击了日军第三十九师团的北上，为王耀武的侧翼提供了掩护，虽然这道掩护还很脆弱。他们的伤亡，是一个惊人的五位数。
江防军。吴奇伟的部队。尤其是胡琏的第十一师。石牌要塞。那些在天台观、朱家坪反复制高点的部队，那些抱着集束手榴弹冲向日军坦克的士兵。胡琏在电报里写道：“阵地五次易手，我军已无完兵。”这是实话。第十一师，这个第十八军的精华，战后需要整补至少一半的兵员。
还有王耀武的第七十四军。这支我的“虎贲”。他们在常德外围，以一个军的兵力，硬撼了日军第三师团、第十三师团和第三十九师团的轮番猛攻。五十七师、五十一师，几乎被打残。王耀武在电报里没有叫苦，他只是在请求：优先补充弹药，其次是药品，最后才是兵员。
“慈璋。”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的电话，在六月三日的深夜接通。线路里的杂音很大，孙连仲的声音沙哑、疲惫，带着劫后余生的虚脱。
“慈璋……石牌……守住了。”他没有祝贺，也没有抱怨，只是陈述。
“我知道。孙长官。”我的喉咙发干，“辛苦了。”
“辛苦？”电话那头的他，似乎苦笑了一下，“清江的水……现在还是红的。弟兄们的尸体，从上游飘下来，卡在石牌的江道里……捞都捞不过来。吴奇伟问我，怎么给这些弟兄家里写信。”
我无言以对。我只能紧紧握着话筒。
“二十九集团军……”孙连仲顿了很久，“王缵绪……他尽力了。日本人两个师团，从水里钻出来一样。他们……他们是好样的。慈璋，你那道‘节节抵抗，诱敌深入’的命令，就是让他们去死。我知道。”
“孙长官。”我的声音冰冷，不带一丝感情，因为我害怕一丁点的感情泄露，就会让我彻底崩溃，“战争，还没有结束。横山勇，还会再来。”
“他……还会来？”孙连仲的疲惫中，透出了一丝惊恐。
“他会的。”我看着地图，“他这次，是在试探。他试探出了我们的底线是石牌，也试探出了我们的软肋是洞庭湖。他更看清了我们的王牌是第七十四军。他这次败了，下一次，他的目标会更集中，更残酷。”
我没有告诉孙连仲，我心中那个可怕的预感。我挂断了电话，在作战室里独自坐了一夜。窗外的重庆，开始迎接六月的酷暑。而我的心里，却在酝酿一场深冬的暴雪。
六月的第二周，是“清算”和“重整”的一周。
鄂西的胜利，让陪都的政界和舆论界陷入了一片欢腾。报纸上用最大号的字体，刊登着“石牌大捷”、“鄂西完胜”的字样。各种各样的嘉奖令、勋章，雪片般地发往第六战区。
而我，在参谋本部的会议上，却给这股狂热，泼了最大的一盆冷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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