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三年的新年，是在重庆永无休止的冬雨中到来的。潮湿的寒气如同腐骨之蛆，钻进参谋本部作战室的每一个角落。我，韩夏，站在这幅悬挂了整整五年的巨型作战地图前，感觉自己已经与这片被血色和墨色浸染的江山融为一体。我的少将军衔领章，在这阴郁的炭火光芒下，显得有些黯淡。作为参谋次长，实际上，我就是这盘棋的唯一棋手。
一九四二年，我们几乎是在绝望的边缘行走。缅甸的惨败，滇缅公路的彻底断绝，让这片孤岛的最后一条陆地动脉被切断。如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驼峰航线那脆弱而昂贵的铝制翅膀上。而我，必须用这涓滴一样的物资，去喂养数百万嗷嗷待哺的军队，去抵御日军在中国本土那头饥饿的巨兽。
一月第一周：新年的死寂与北方的惊雷
新年的第一天，没有任何庆祝。我只是在办公室里，听着雨水敲打玻璃，批阅了积压的防务报告。第六战区（鄂西）司令官孙连仲将军的电报摆在最上面，他的言辞一如既往的恳切而焦虑。日军第十一军，那支由悍将横山勇指挥的“华中派遣军”精锐，正在宜昌、沙市一线频繁调动。孙将军认为，这是春季攻势的明确信号。
我没有立刻回复他。我走到地图前，目光锁定在宜昌那个深入我方防线的尖锐楔子上。横山勇，这个名字我默念了无数遍。此人（我从截获的情报中分析他的性格）坚忍、残忍，且极富进攻精神。他在一九四二年的“浙赣会战”中，将第三战区的防线撕扯得千疮百孔。现在，他把目光投向了第六战区，投向了我们赖以屏护重庆的最后一道山地屏障——鄂西群山。
“总座，”我的作战处长老胡（胡靖安）轻手轻脚地走进来，递上一杯滚烫的苦茶，“这是刚从昆明‘中美联合指挥部’（我坚持的称谓）转来的欧洲战情简报。”
我接过茶杯，暖意很短暂。简报的内容却让我精神一振。在苏联，斯大林格勒城下的德军第六集团军，那个曾经横扫欧洲的“战神”保卢斯，正面临着灭顶之 ry。苏军的“天王星”行动已经完成了合围，德军的空中补给彻底失败。
我的心跳微微加速。斯大林格勒！这不仅仅是一场战役的胜利，这是轴心国神话的破灭。我立刻意识到，这股寒流将跨越西伯利亚，吹到远东。日本，这个德国的盟友，将第一次感受到战略上的孤立和恐惧。
“立刻评估，”我转向老胡，声音因为压抑的兴奋而有些沙哑，“斯大林格勒的失败，对日本‘关东军’和‘中国派遣军’的心理和部署，会产生何种连锁反应？”
老胡点头：“明白。我立刻让情报处（第二处）进行推演。”
但我心中已有答案。日本不敢再轻易北进苏联了。他们将被更牢固地钉死在太平洋和中国战场。而中国战场，将是他们流血最快、消耗最大的伤口。
我的目光回到鄂西地图。既然北进无望，太平洋又因瓜达尔卡纳尔岛的绞肉机而停滞不前（我们刚收到情报，日军在瓜岛的‘总攻’已经失败），那么，横山勇的第十一军，会不会为了打通长江航线、掠夺江汉平原的粮食，或者仅仅是为了在中国战场上取得一次“振奋人心”的胜利，而孤注一掷？
很有可能。
“回复孙连仲将军，”我沉声道，“批准他的A号防御预案。命令第二十九集团军（王缵绪）向西后撤三十公里，脱离沙市的河防一线。命令第十集团军（王敬久）和江防军（吴奇伟）固守荆门、当阳、宜昌一线的山地要隘。”
老胡大吃一惊：“总座，主动放弃沙市？那可是江汉平原的门户，而且……”
“而且是平原。”我打断他，“我们没有制空权，没有足够的重炮，更没有一寸装甲。在平原上和横山勇对攻，是用我们的血肉去填他们的钢铁。我不要在平原上打一场堂堂正正的决战，我要横山勇把他的精锐，带进鄂西的山里。”
我的手指重重地戳在地图上那片绵延的绿色山脉上：“这里，石牌、长阳、五峰。这才是第六战区的决战之地。让孙将军把最精锐的部队（如陈诚系的第十八军）配置在二线，准备反击。至于沙市……给横山勇一座空城，让他为几袋大米付出足够的鲜血。”
这是我为一九四三年定下的基调：诱敌深入，山地决战。用空间换取日军的消耗，用山地抵消他们的火力优势。
第一周，就在这种对斯大林格勒的遥远期盼和对鄂西的紧张部署中度过。重庆的雨，似乎更冷了。
一月第二周：卡萨布兰卡与“Y部队”的焦灼
第二周，一份来自北非的电报，其重要性甚至超过了斯大林格勒。
一月十一日，我们分别在重庆和华盛顿，签署了《中美关于取消美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处理有关问题条约》。这是一个巨大的政治胜利，意味着百年屈辱的终结。然而，我深知，真正的尊重，不是靠条约签署的，而是靠战场上打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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