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卫田家镇的中国士兵，从被炸塌的工事里，从弹坑里，爬了出来。他们中的许多人，满身是血，被震得七窍流血。但他们的手中，依然紧紧地握着步枪和手榴弹。
“弟兄们，为死去的兄弟报仇啊！”
“杀一个够本，杀两个赚一个！”
惨烈的白刃战，在每一处阵地，每一个弹坑里展开。我们的士兵，用他们的血肉之躯，与武装到牙齿的敌人，进行着最后的搏杀。
战斗，从一开始，就超越了人类所能承受的极限。
在半壁山要塞，守卫炮台的一个连，在炮台被摧毁后，全体官兵，抱着集束手榴弹，冲向了已经冲上阵地的日军坦克，与之同归于尽。
在富池口阵地，桂系的子弟兵，在阵地被突破后，与冲上来的日军，展开了拉锯战。阵地，在一天之内，七次易手。到了晚上，整个阵地上，已经分不清哪是敌人的尸体，哪是我们的尸体。
我派去增援的第十八军，在军长黄维的带领下，也投入到了这场血战之中。他们，刚刚从万家岭的血水中爬出来，还没来得及休整，便又一头扎进了田家镇这个更大的血肉磨坊。
我每天，都守在电话机旁， sleeplessly。我的嗓子，因为不停地嘶吼、下令，已经完全沙哑。我的眼睛，因为长时间地盯着地图和战报，布满了血丝。
我不断地，将我手中最后的一点兵力，像添油一样，填进田家镇这个无底洞。我知道，这不符合军事原则。但是，我没有办法。我只能用人命，去换取时间。
然而，战局，并未因为我们的英勇和牺牲，而有丝毫的逆转。
十月十二日，一个双重噩耗，同时传到了武汉。
在北线，经过了近半个月的苦战，信阳，最终还是失守了。胡宗南的第十七军团，在付出了巨大的伤亡之后，被迫向南撤退。平汉铁路，这条贯穿中国南北的大动脉，被日军，拦腰斩断。
而在田家镇，经过五天五夜的血战，我军的外围阵地，已经全部丢失。日军，已经突入到了要塞的核心区域。守军，被分割、包围在几个孤立的据点里，弹尽粮绝。
那一夜，田家镇守军最高指挥官，第二军军长李延年，向我发来了最后一封电报。
电文很短，只有一句话：“职等誓与要塞共存亡，惟愿钧座善保国家，将抗战进行到底。”
看完电报，我沉默了许久。然后，我拿起笔，用颤抖的手，签发了一份我此生最不愿意签发的命令。
命令，同意李延年部，在无法继续坚守的情况下，可以自行组织突围。
我知道，这道命令，其实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在日军数十万大军的重重包围之下，他们，已经不可能突围了。这，只是我作为一个指挥官，能给他们最后的、也是唯一的尊严。
十月十四日，田家镇，这座号称“固若金汤”的长江第一要塞，在坚守了七天七夜之后，最终，陷落了。
守卫要塞的四个军，近十万官兵，除了少数人突围外，大部分，壮烈殉国。
消息传到武汉，万家岭大捷带来的喜悦，被彻底冲刷得一干二净。一股冰冷的、失败的阴影，开始笼罩在每一个人的心头。人们开始意识到，武汉，可能真的，守不住了。
三、第三周（10月15日-10月21日）：地陷东南，广州沦陷
田家镇的失守，像一记重锤，狠狠地砸在了武汉的头顶。长江的门户，被彻底洞开。日军的舰队，开始毫无阻碍地，溯江而上。沿岸的黄石、鄂城等地，相继失守。日军的先头部队，离武汉，只剩下不到一百公里。
武汉的局势，急转直下。
然而，就在所有人的目光，都还聚焦在长江防线的时候，一个更加致命的、来自所有人都意想不到的方向的打击，突然降临了。
十月十二日，就在信阳失守的同一天，一支庞大的日军舰队，在第四舰队司令官盐泽幸一的指挥下，突然出现在了广东的海岸线上。
紧接着，由第十八师团、第一〇四师团等部队组成的日军第二十一军，在军长古庄干郎的指挥下，于广东的大亚湾，突然实施了登陆作战。
这个消息，如同一个晴天霹雳，瞬间震动了整个中国。
广东？广州？
所有人都被打懵了。在此之前，日军的主攻方向，一直都在华北和华中。华南地区，虽然时常遭到日军的空袭和骚扰，但一直没有发生大规模的地面战斗。我们所有人都以为，在武汉会战结束之前，日军，不可能有余力，再开辟一个新的战场。
但是，我们都错了。
我，也错了。
当我第一时间，在地图上看到这个标示着日军登陆的蓝色箭头时，我感到了彻骨的寒冷。我第一次，为自己的判断失误，而感到了深深的自责和恐惧。
我一直以为，我凭借着对历史的先知，可以洞察战局的每一个变化。但是，我忽略了战争的复杂性和偶然性。我低估了日本军国主义者的疯狂和赌徒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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