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的武汉，像一口被烧得滚烫的大锅，将所有身处其中的人都变成了锅里的蝼蚁。毒辣的太阳悬在头顶，毫不留情地炙烤着大地，连长江吹来的风都带着一股灼人的热浪。然而，比这天气更让人焦灼的，是悬在每个人心头的战局。开封，那座见证了数朝兴衰的古都，在日军的铁蹄下陷落了。郑州，这个平汉、陇海两大铁路动脉的十字路口，已经完全暴露在敌人的兵锋之下。一旦郑州失守，日军的机械化部队便可沿着平汉路长驱直入，兵临武汉城下。到那时，我们将再无险可守。
我的办公室，已经变成了这座城市里最令人窒息的中心。那份标题为《关于利用黄河迟滞敌军之方案》的绝密报告，就静静地躺在我的办公桌上，每一个字都仿佛有千钧之重，压得我喘不过气来。那不是一份报告，那是一份判决书。它判决了千里沃野的沉沦，判决了百万生灵的命运。
时钟，艰难地走进了六月的第一周。这几天，我几乎没有离开过作战厅。我的睡眠，被分割成无数个碎片，每当合上眼，耳边就会响起兰封战场上凄厉的炮火声，眼前就会浮现出那些在突围中倒下的士兵的面孔。而现在，一个新的梦魇，一个更加庞大、更加恐怖的梦魇，即将由我亲手创造。
“次长，您已经两天没怎么合眼了。”作战处长刘斐的声音在我身后响起，带着浓浓的忧虑，“战局虽然危急，但您的身体……”
我没有回头，只是摆了摆手，示意他不必多说。我的目光，死死地锁定在地图上。地图上，代表日军土肥原和中岛两个师团的红色箭头，已经紧紧地扼住了郑州的咽喉。而我们，在经历了兰封会战的惨烈消耗后，已经没有一支成建制的部队，可以立刻投入到郑州的防御中去。我们所有的主力，都需要时间来喘息、来补充、来重新集结。
而时间，正是我们最稀缺的东西。
“水利专家的意见呢？”我沙哑地问，声音仿佛不是自己的。
“他们……他们确认了方案的可行性。”刘斐的声音低沉了下去，“他们选定了几个地点，其中，郑州北郊的花园口，最为理想。那里的堤坝结构相对薄弱，而且一旦掘开，河水将顺着贾鲁河故道东南下，正好可以覆盖从开封到中牟、尉氏，直至淮河的大片区域。这片区域，正是日军主力目前所在的位置，以及他们南下进攻武汉的必经之路。”
刘斐的语气很平静，就像在陈述一个普通的作战计划。但我知道，他的内心，也和我一样在经历着烈火烹油般的煎熬。我们都是军人，我们的天职是保家卫国，是用我们的血肉去守护这片土地上的每一寸山河，每一个同胞。可是现在，我们却要用我们的同胞，用他们的家园和生命，去作为阻挡敌人的武器。
这是一种何等的讽刺，何等的悲哀。
“伤亡……不，是受灾民众的预估，做了吗？”我问出了一个最艰难的问题。
作战厅里一片死寂。没有人敢回答。这是一个无法用数字来衡量的罪孽。良久，一名年轻的参谋才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说：“报告次长……预估……受灾范围将涉及豫、皖、苏三省四十余县，受灾民众……恐在百万以上，死亡……无法估算。”
百万……
这个数字，像一柄无形的巨锤，狠狠地砸在我的胸口。我感到一阵眩晕，不得不伸手扶住桌子才没有倒下。我的眼前，浮现出无数张惊恐、绝望的面孔，他们被浑浊的洪水吞噬，在死亡的边缘挣扎。而这一切的始作-者，是我，韩夏。
“次长！”陈宏惊呼一声，想上来扶我。
我推开了他。我站直了身体，深吸了一口气，强迫自己将那些可怕的幻象从脑海中驱逐出去。我是参谋次长，我是这场战争的实际指挥者。我不能有情感，不能有软弱。我的每一个决定，都关系到这个国家的存亡。
“命令第一战区，立刻开始进行民众疏散的准备工作。”我的声音，冷得像冰，“尽一切可能，用最快的速度，将预定泛滥区的民众向高地转移。告诉他们，这是最高军事机密，只能以‘躲避战火’、‘防范日军空袭’的名义进行。可以采取强制手段，但绝不能泄露真正的意图。”
我知道，这只是自欺欺人。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要想将上百万人完全疏散，根本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这道命令，与其说是为了救人，不如说是在寻求一种心理上的安慰，一种良心上的自我救赎。
“另外，”我顿了顿，每一个字都说得异常艰难，“方案，我批准了。上报最高统帅部，请求最终裁决。同时，命令工兵部队和执行任务的部队，立刻到位。一旦命令下达，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作业。”
当我说出“我批准了”这四个字的时候，我感觉自己灵魂的一部分，已经永远地死去了。我仿佛看到，在未来的史书上，我的名字，将和“刽子手”、“国贼”这样的词语，永远地联系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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