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三年的长白山，雪下得邪性。
腊月里的头场大雪封山前，我们这支十二人的伐木队开进了老黑岭。带队的王德发是个老伐木工，五十出头，满脸风霜刻出来的褶子，一双眼睛却亮得瘆人，看树像看金子。进山前，林场书记拍着他肩膀说：“老王，这批木材任务紧，超额完成有奖金，给队里添两台拖拉机。”老王没说话，只是把旱烟杆在鞋底磕了磕，火星子溅进雪里，嗤一声就灭了。
我们扎营的地方是片背风坡，帐篷搭起来，铁炉子生上火，外头零下三十多度，里头哈气成冰。队员大多是二三十岁的汉子，除了我跟小李——我那年十九，顶父亲的岗进林场；小李才二十一，细瘦得跟麻秆似的，但手脚勤快，总抢着守夜。
进山第三天，老孙头来了。他是当地的老猎户，听说我们驻在这儿，特意翻了两道梁子来劝。“王队长，”老孙头抿了口烧刀子，胡子上的冰碴子化了又结，“往前五里，那片老林子动不得。里头有棵红松，少说千八百年了，缠满了红绳，那是山神爷的眼珠子。”
老王正磨斧头，砂轮擦出火星子：“封建迷信。”
“不是迷信！”老孙头急了，“早年日本开拓团进去过，砍了七个人，回来疯了五个，剩下俩没出正月就咽气了。那树……那树会记仇。”
帐篷里静了一瞬，只有炉火噼啪。小李缩在角落铺床，我瞧见他手抖了一下。
老王把斧头举到眼前，刃口映着他半张脸：“老孙，任务完不成，全队年终奖都得泡汤。十二张嘴等着吃饭呢。”
老孙头盯着他看了半晌，摇摇头，裹紧皮袄钻出帐篷。帘子落下前，他回头说了句：“真非要去，别碰红绳。千万别碰。”
那夜我值班，听见老王在铺上翻来覆去，铁架子床吱呀响了一宿。
发现那棵红松是在进山第七天。雪停了，日头明晃晃的，照得雪地刺眼。我们沿着规划好的采伐区推进，电锯声、号子声、倒木的轰隆声震得树梢积雪簌簌往下掉。
走到一片罕见的开阔地时，所有人都愣住了。
那树真大。
五六个人合抱的树干，笔直冲天，树冠撑开来像顶墨绿的巨伞，在一片相对低矮的林木中突兀得近乎傲慢。更扎眼的是树干上密密麻麻的红布条——褪色的、鲜亮的、破烂成絮的，一层盖一层，从树根一直缠到一人多高的地方，在风里轻轻飘动，像无数条细小的血舌头。
“就它了。”老王说，声音有点干。
副队长张大山凑过去：“队长，这树邪性，要不……”
“要不什么？”老王打断他，“一棵树罢了。动手，今天放倒它，明天就能往山外运。”
没人动。电锯手赵铁柱抱着锯子，喉结上下滚动。小李躲在我身后，我感觉到他在发抖。
老王啐了一口，夺过赵铁柱手里的油锯，一拉绳子，机器突突响起来。他走到树前，抬头看了看，忽然伸手去扯那些红绳。
“队长！”好几声惊呼。
老王像是没听见，用力一拽。陈年的布条朽了，簌簌断裂，但底下还有更多，层层叠叠，仿佛这棵树是从红绳里长出来的。他扯了一会儿，额头冒汗，最后抄起斧子，照着一处缠绕最密的地方劈下去。
斧刃陷进树干与红绳之间时，怪事发生了。
先是声音。不是砍木头的闷响，而是某种粘稠的、类似撕裂厚皮革的声音。接着，斧头拔出来时，带出了一股暗红色的汁液，浓稠得像糖浆，慢慢从砍口渗出来。
空气里腾起一股味儿。
不是松脂香。是铁锈味，混着点腥，像冻了一冬的牲口棚突然敞开门的那种气息。离得近的几个队员捂住鼻子后退。老王僵在那儿，斧头还举着，刃口滴着红。
“继续。”他说，声音发紧。
赵铁柱硬着头皮上前，油锯对准树干。锯齿啃进去时，那树竟然发出一声悠长的呻吟——不是风吹过树梢的呜咽，而是低沉的、从地底传来的叹息。油锯突然卡住，赵铁柱吓得松了手，机器砸在雪地上，突突两声熄了火。
“废物。”老王骂了一句，捡起斧子，“用老法子。”
四个人，两把大斧，轮流砍。每一下都溅出更多的暗红汁液，那气味越来越浓，熏得人头晕。砍到日头偏西，缺口才进去一半。树身开始倾斜，发出不堪重负的嘎吱声。
“要倒了！避！”老王嘶吼。
所有人退到安全距离。那棵千年红松缓缓倾斜，红绳在风中狂舞，像垂死挣扎的触须。倒地的瞬间，大地震颤，雪沫扬起来，迷了人眼。等尘埃落定，我看见树干断口处，一圈圈年轮密密麻麻，中心部分竟是暗红色的，仿佛浸透了血。
老王走过去，摸了摸断面，手指沾上粘稠的红色。他放在鼻子下闻了闻，脸色白了白，但很快恢复常态：“收拾工具，明天再来截材。”
回去的路上格外安静。谁也没说话，只有踩雪的咯吱声。我回头看了一眼，暮色里，那截巨大的树桩杵在雪地中，像一座黑色的墓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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